梦远书城 > 张资平 > 资平自传 | 上页 下页


  林先生的意识虽然是买办阶级的。但他完全是为我设想。根据他的经验而诚挚地为我指示出路。他的用心是至可感的啊。

  接教罗先生的算术的是在高工预科数学教员卢先生,亦是一个很慈和的好先生。他接着教授我们的四则和比例。

  “一定要照这样计法。要是这样,就不得了啊!”

  这是他在讲坛上惯说的一本调子。他瘦得像吃鸦片的人,并且穿得十分俭朴,故外观不甚好看。他看了我的答案后,便说:

  “你该进工业学校呢。因为你的算法甚熟。”

  方表校长走后,巡警道派了他的第一科长黄伯樵(伯樵是他的别字,他的名叫什么荣)来当校长。他好像是一名举人,为人也非常和气。他不常来校,只是挂挂名而已。但不久,他又去职了。巡警道改委了王广龄来做监督。王广龄是比较有才干的人。在由帝制转变至共和的过渡期中,学校是由王先生负责。

  我从香港回来后,第二天便到学校里来,果然学校当局也在出布告,要学生回堂上课。学校当局大概是一面实行上课,一面向新政府接头。有人说王监督是属保皇党,恐怕迟早要撤换的。我个人是不管那些,因为闲着无事,便每天从城外跑来上课了。不过,看见学校的情形大非昔比了,也不免发生了许多伤感。现行刑律和大清会典当然要废讲了。其他好点的教授多不来上课了。每天至少有三四个教员请假,上一课便玩一堂,而来上课的又是像谭教务长那类的教员。抚今追昔,不胜感慨。因是对于学业的前途也感着幻灭,同时即是对于革命,感着失望。

  城里的秩序逐渐恢复了。我们又从城外搬回城里来。听说新校长发表了,姓韦名荣熙,是由革命政府警察厅长陈景华委派的。他们把“高等巡警学堂”改为“高等警察学校”了。我在当时的感想是,“警察”二字确比“巡警”二字好,但是以“学校”代替“学堂”,似乎不甚冠冕了。

  韦校长还很年轻,至多不到三十岁,他在外观上不甚庄严。他初就职召集我们训话时,也格格地说不出什么话来。所以同级的一位廪生看见了他后,回来频频地对我叹气。

  “愈弄愈糟了。你看那些青头仔肚子里有半点墨汁么?我差不多可以做他们的父亲呢!革命革什么屁!”

  这位廪生叹够了气,发够了牢骚,便倒卧在床里了。

  的确,新的人物大都比旧的人物骨头轻。纵令他们有高深的新学问,但总赶不上旧时的科名出身的监督教授们态度沉着,言行稳重。

  但是,新校长的尚武精神确实令人佩服。他和他带来的一班朋友,不是穿反领西装便穿武装,决没有拖着长衫马褂的。

  我是最守规则、最重纪律的学生,对于新来的学校当局便表示不抵抗了。由韦校长新聘的教员中,有好的,也有坏的。我们以为谭教务长的位置这趟必定要掉了。但他竟那样的神通广大,依然无恙。

  我们又把辛亥年下学期匆匆地读满了。学校当局说,从今后,校历改用阳历了。我当下想尽改就算了,何必如此大惊小怪。改用阳历的结果,第一学期试验提前在阳历十二月杪举下,第二旧历新年不准放假。前者的变更于我无大关系。后者的变更,却妨害了我的归省。那年冬是光复的一年,我更想回家去看一看。于是我便请了假回梅县去。

  在家里刚过新年,就听见省城发生了战乱。民军与民军间的矛盾日见尖锐化的消息,居然传到梅县来了。但我因为假期满了,只向父亲要了十余元,急急地赶出省城来上课。

  在教务处销了假,走向课堂里来时,看见上课的还是寥寥无几。我看见又有些失悔不该来得太早了。并且外面的谣言的确不好。有的说陆兰清和陈炯明要冲突了。有的说王和顺要和陈炯明决胜负了。

  这次,我困在城里听了两日三夜的枪炮声。最初很害怕,到后来一点也不惊恐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战争是怎样的一回事。

  在辛亥年冬有一位同学来约我到他的父亲营部去当一名连长,——前翼中队长。他本人是当军医。——他只是高小毕业,略识初步的化学,便敢挂名军医。——我听见当连长,便战战兢兢地不敢答应。在他们的意思,只是想找一个略知教练的人来充当连长。但找了许久都找不着。因为想当连长的不一定懂教练,而懂教练的却不愿意当连长。在那时代,人才是何等的难觅啊。那位同学又说,他们是准备应援姚雨平北伐的。听见要出发,我更加害怕了。到后来,我荐了一个朋友去代了我的连长的位置。

  同级的王廪生,丰顺人,在同级中他算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确是一个好人,有名士风,在级中落落寡合。他也只和我一个人说得来。以外的同学都不在他的眼中。他对于光复后的警校深感不满。的确,在形式上虽改新了些,但在实质上仍然是非常腐败。从前的好教员都辞了职,而换了一批根底粗浅的教授来教课。比较能使我们满意的,只是陈日平氏的统计学。他的国学虽浅,但他的科学尚可以使我们佩服。至于其他的年轻教授,编起讲义来,文章是支离灭裂,讲起理论来,又漫无系统,使我们未能相信他们真有彻底的研究。并且在那时代,国学程度稍浅,便会给学生看不起的。特别是王廪生,每谈到从前的教授,便有些似白头宫女回味当年的情景,虽未歔欷流涕,但也为之太息不止。他以为高警自光复后,总不及从前庄严神圣了。他所最讨厌的是那几位年岁不满三十的哥儿教授之横行阔步。我“怀忆从前”的程度虽不及王廪生之深,但也觉得高警不如旧日之足怀恋了。其实我是有些想乘革命的机会,出社会去投投机。找着了一个相当的职业时,便从高警退学也无足惜。但是最好是能够一面工作,一面上课。把这个意思告诉了王廪生。在那时,也确是只有他(是)可以和我商量的朋友。

  “人事变幻无常。你找着了的职业,知道什么时候会掉?没有一块敲门砖,——一个资格,——是不容易在社会上做事的,……一面工作,一面上课么?何苦呢?恐怕也办不到吧。你每天要告假了。那你不单保不住首名,恐怕学校也不答应。……”

  王廪生确是比我老练,他所说的也是经验之谈。其实找职业的事,在那时候,我一点把握也没有。但自反正以来,级中的同学走了不少了。有的当排长北伐去了,有的当营书记去了。有的在某机关当司书了。有的又在某学校当庶务了。同级的堂兄弟也跟了一个小同乡当一名营书记北伐去了,气得他的举人父亲怒骂他做叛贼,他说:

  “父为清臣,子为叛贼。”这是如何的反动的思想。

  父子的冲突是在社会转变期中至寻常的现象。在二十年前已经见着了。德国表现主义作家们所描写的,由我们看来并不算希奇。但是儿子成功了。他从北伐归来,有了数千元和数担白皮箱,父亲也便恕宥了他的叛逆的罪过。

  我想,同学们都在活跃。这一个说进行什么职位,那一个又说在运动某要人,甚至于有想猎取县长的。自己何以这样无能,这样的不活动?我也试去访问过几位新在教育界做小官的朋友,但他们的态度都变了,非常倨傲的,使我不敢把来意说出口了。也有几个态度圆熟一点的人便以教训的口吻来劝我,岁数尚小,当努力求学。这话是不错的。我在辛亥年冬,才满十八周年呢。嗣后,我便不再作何种野心了,决意在高警毕了业再说。

  我在那时候,学识欲非常高炽,精神体力也极强健。可惜没有许多书给我读。我觉得那些法政讲义只是贫弱的食物,不足于厌我的饥肠。我听了一个友人的劝告,除多读古文之外,便学习公牍。一部分的余剩的精神则消耗于稗史小说方面了。我从小就爱读小说。旧小说差不多都翻完了。在辛亥革命前后,我对文艺的鉴赏力也进步了一点,鉴赏的对象由石印的《红楼梦》、《品花宝鉴》、《花月痕》等改变为《茶花女史遗事》、《迦茵小传》,及《东方杂志》上的《碎琴楼》了。我觉得兴业何诹的《碎琴楼》,实可以和日本德富芦花的《不如归》并称,并且同是用新体文言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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