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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资劳动者的权利(2)


  这是一个例子,表明苏联工厂的管理当局对于工人福利所负的责任。下面还有另一个例子。在一九三二年秋季,我和一群工人同作假期中的旅行。在这一群里面有两个女子,她们是一个化学工厂的工人。她们在工作的时候,每天只工作六小时,因为她们的工作是被视为特别疲劳的一类。她们得到六个星期的假期,在假期内工资完全照付。后来我有了较多的经验,才发现每个苏联的机关都备有相当多的经费,专门用来增进工人的福利,关于资助假期的费用,就是在这种经费内拨用的。

  有一个事实,于苏联工人和工厂管理的职员之间的关系,不无一些影响的,是在今日苏联工厂的管理职员里面,其中最大多数,他们自身就是由工人升任的。试往任何苏联工厂视察,可以看到几于在每一处,那个工厂的经理从前是一个寻常的手工工人,而且常是以前在同一工厂里的工人。工厂的管理职员的人选是由工人群众里面提拔出来的:所以他们的态度,和经理及工人都是由社会里不同阶级来的不同;在后者的情形,各人有他自己的传统和习俗,甚至有各异的教育制度,如同在英国的情形一样。

  在苏联的状况之下,工厂的经理不但要负责注意生产和成本的问题,而且还要负责注意工人的福利;在别一方面,我们也要指出,苏联的工人,也不仅热心于增进他们的当前的福利,也热心于增加生产。自从一九二八年以后,全部分的苏联工业都归公有,并归公家管理,生产也受节制于一个总的计划,俾得适应社会的增长的需要。到一九三一年,失业即完全消除,自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没有失业的事情再发生了。

  因为在这样情形之下,所以苏联的工人没有任何理由要限制生产。不但如此,他们反而有明确的理由要尽量迅速地增加生产,因为这是提高一般生活标准的唯一途径。

  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每件产品的价值,有一部分被雇主得去,作为他的利润,在任何一个工厂或对于全部分的工业,工人可用直接的行动来强迫雇主增加他们的工资,或改善他们的生产状况。倘若罢工胜利,工资增加,利润吃亏,这是工人所满意而为雇主所不满意的。但是在苏联今日,全部分的生产工具都为着公众的利益,为公共的团体所有,由公共的团体所管理,所以在任何工厂或工业的工人,如用罢工来作增加工资的手段,结果只是工人群众自身的不利。因为罢工要使生产减少。在每一额外的生产都属重要而且都被利用的社会里,生产减少是与公众的利益违反的。所以罢工对于苏联社会的全部工人是不利的。

  用罢工来确定工资,这个方法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大家所很不愿有的,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任何工人都不可能由于减损雇主的利润以增加他们的工资。假使他们由罢工的结果而得到较高的工资,那末他们所得的是由于减损一般的经费,这一般的经费是原要用来支付一切公民的工资的。倘若苏联的煤矿工人今日为着要求较高的工资而罢工,他们在实际上是强迫政府把原来分给其他工人的经费给他们。可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罢工只是代表局部工人的要求,损及整个社会,而这罢工的本身就是违反一般的利益。因为罢工要减少生产。

  席初林爵士(Sir Walter Citrine)在他到苏联停留数星期后所著的日记里,曾经这样说过:“要说那里的厂长和工人之间有着完全相同的利益,这是过分的话。厂主所关心的是效率和出产,工人所关心的是他们能赚到的工资和赚到工资所需要的条件。”在这本书里,他随后又曾说道:“结社的自由和罢工的权利,是合法的工会主义的两个特色。”

  依上面所述的看来,很显然地席初林爵士对于苏联工厂的厂长和工人间的关系之估计,是根据于他对于苏联实况的缺乏了解。他忽略了这在苏联独有的事实:苏联的厂长,他的职务的一部分是要负责增加工人的福利。他也忽略了这个事实:那里的工人不再是为着一个雇主工作,这雇主是要抽取他们的产品的一部分,成为他的利润;那里的工人知道他们所生产的每一件东西都是要分配给社会的,——这也就是等于分配给他们自己。最后,他还忽略了这同一重要的事实:在那样的情况之下,罢工是一群少数人对于全社会的经济源泉的打击;同时,因为停滞了生产,结果对于全体公民都是不利的。

  讲到另一件事情——结社的自由——在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像苏联那样鼓励工会主义。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起,刚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在最初几个月里,就使职工会委员会成为各工业的工人的正式代表团体,有管理工厂的权力。这是对于职工会发展的一个极大的鼓励,这是有职工会会员的数字可以证明的。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那时候苏维埃才夺得政权,有两百万职工会会员。到一九二八年,这数字增加到一千一百万,到一九三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没有别的国家能举出这样的数字,所以说苏联未曾尽量鼓励工人在职工会里的组织,这是笑话!

  但是,同时因为在工业社会化之后,工人和工厂的管理当局彼此间的关系有了变化,苏联职工会的地位确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职工会不同。关于这件事,我们将在下一章里作较深刻的讨论。

  有许多读者心里也许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倘若在苏联今日,生产是为着公共的利益而组织的,因此罢工是违反一般的利益,因此厂长和工人的目的是相合的,那末这些变化在工厂的组织里怎样显现出来呢?不会有这样的危机吗:工人也许更被国家所剥削,比他们从前受私有的雇主所剥削,还要来得厉害?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苏联工厂的组织,其实也可以说,是在每个苏联机关的组织。这种组织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组织完全不同的。

  在苏联工厂里的工人,没有人在短期内就感觉到有所谓“三角”;他将发现这“三角”有权决定一切事务,这决定权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是握在雇主和经理的掌握中,没有别人有权参与的。这“三角”是什么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当苏维埃国家接收俄国工厂的时候,他们的经理就对国家负责要组织生产,增加工人的福利。我们也曾经说过,职工会委员会怎样成为正式的团体,有权代表工人对管理者方面的“官僚化的枉法”斗争。在苏联工业史的最初阶段,这个方法的演进、是由于经理和职工会代表联席讨论有关工厂和工人的一切要务。结果的公布,是由经理与职工会代表共同署名,这表示这些结果是经过他们共同讨论过的,表示在未决定以前,曾经顾到国家和工人两方面的利益而加以考虑过的。

  但是一个三角是三个角,不仅是二个角。我们上面所说的三角,第三个角在那里呢?

  在英国的读者看来,也许要觉得奇异,在这个三角里(它是每个苏联工厂的最高的权力),第三个角是一个政党的代表。在苏联的工厂里,讨论有关工人福利的一切问题的机构是“三角”;这三角所包括的成分如下:厂长,他是由政府某部所委任的,对于政府某部负责;职工会代表,是工厂里的工人所选出的,对于工人负责;还有是“党”的代表——就是苏联布尔塞维克或共产党在工厂里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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