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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


  读了《文学周报》的《欢迎太阳》以后

  一、感激与答辩

  《太阳》出世后,很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有的并向我们表示着充分的同情,这实在是令我们要引以为快慰的事。最近《文学周报》上,有方壁君的一篇《欢迎太阳》,特地将《太阳》介绍于读者的面前,并敬祝《太阳》时时上升,四射他的辉光……我们对方君的这种诚意,实在要表示着无涯的感激。

  不过我们一方面虽然向方君表示感激,但在别一方面,对于方君所提及的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问题,又不得不诚意地答辩几句。我们固然很感激方君对于我们的诚意,但是当我们觉着方君有许多意见是谬误的时候,为着实现真理起见,我们应当有所讨论,或者这种讨论,方君也以为是必要的。方君是我们的友人,当不会以我们的答辩为多事。

  在过去的中国文坛上,只知道谩骂,攻击与捧场,而不知道有真理的辩论。这是一种俗恶的习惯,不长进的现象,无知识的行动,现在是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了。因此,倘若我们现在对于方君有什么责问的地方,那只是为着诚意地对于真理的探求,并不是因为怀着什么恶意。方君是我们的友人,在友人的面前,不应有什么虚假的掩饰,或者方君也以为这种意见是对的。

  这是闲话,我们且转入正文。

  二、文艺的创造者与时代的创造者

  在《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一文中,光慈还有许多话没有说,至于引起了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对于社会生活落后之一问题,方君有所补充:“我以为我们的文坛所以不能和我们这时代有极亲密的关系,除了蒋君所举的两点,还有个重大原因,便是文艺的创造者与时代的创造者没有极亲密的关系……”这一层意思似乎很对的,然而方君却不能更进一层地说:“文艺的创造者仅仅只承认自己是文艺的创造者,而不承认自己也是时代的创造者,因此他们与时代的创造者永远地对立着,或互相避免,而不能发生密切的关系。这么一来,文艺的创造者与时代的创造者,永远是两种人类,没有接近的机会,就是接近,也终免除不了两者之间的隔膜。”

  倘若方君的意思是这样的,那吗我以为是对的了,然而方君似乎还未了解这一层,始终视文艺的创造者与时代的创造者,为两种不同的东西。倘若文艺的创造者与时代的创造者永远是对立着,倘若文艺的创造者不觉悟到自己同时也应该做时代的创造者,也应该追随着时代或立在时代前面,为光明,为正谊,为人类的幸福奋斗,那吗就使他们跑到十字街头,与时代的创造者亲近一下,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所谓文艺的创造者应该同时做时代的创造者,这并不是说文艺的创造者应该拿起枪来,去到前方打仗,或是直接参加革命运动,去领导革命的群众。倘若某一个文艺者有这样的精力,一方面为文艺的创作,一方面从事实际的工作,那的确是为我们所馨香祷祝的事情。但是在事实上,这恐怕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意思是,文艺的创造者应认识清自己的使命,应确定自己的目的,应把自己的文艺的工作,当做创造时代的工作的一部分。他应当知道自己的一支笔为着谁个书写,书写的结果与时代,与社会有什么关系。倘若一个从事实际运动的革命党人,当他拿手枪或写宣言的当儿,目的是在于为人类争自由,为被压迫群众求解放,那吗我们的文艺者当拿起自己的笔来的时候,就应当认清自己的使命是同这位革命党人的一样。若如此,所谓实际的革命党人与文艺者,不过名稍有点不同罢了,其实他们的作用有什么差异呢?所谓文艺的创造者与时代的创造者,这两个名词也就没有对立着的必要了。

  然而我们的现代中国文坛的作家,有几个是这样想的呢?时代在咆哮着,呼喊着,震动着,而我们的文艺者却在象牙塔中漫谈趣味,低吟花月,似乎生在另一个时间和空间里,不但不觉悟到自己也应该负着创造时代的使命,而且对于创造时代的人们加以冷眼。这么一来,所谓文艺的创造者仅仅是文艺的创造者而已,永远为时代的废物。

  这种现象当然是资产阶级的假唯美主义有以造成的。我们的旧的作家,因为受了这种假唯美主义的毒太深了。实在没有即刻改变过来的可能,有的或至死也不明白:为什么文艺的创造者同时要做时代的创造者呢?怎样做法呢?……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永远不能走入十字街头,所以他们永远是落在时代的后面,连与时代的创造者发生密切的关系都不可能了。

  但是所谓“从革命的浪潮里涌出来的新作家”,在对于自己的使命的观念上,那可就与旧作家大大地不同了。这一批新作家是革命的儿子,同时也就是革命的创造者,他们与时代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应当负着时代的使命,同时他们也就明白这种使命是如何地伟大,而应极力以求其实现。换而言之,他们插入文坛,是因为他们负有时代的使命,同时他们承认这种使命是与一般革命党人所负的使命一样。因此,他们一方面是文艺的创造者,同时也就是时代的创造者。唯有他们才真正地能表现现代中国社会的生活,捉住时代的心灵。他们以革命的忧乐为忧乐,革命与他们有连带的关系。但是我们的旧作家对于革命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三、客观呢,还是主观?

  旧作家因为自己根本的观念是谬误的,不明白文艺对于时代的使命,所以他们与时代的生活隔离;因为隔离的原故,所以就缺乏实感,得不到新的材料。但是倘若一个作家缺乏对于时代生活的实感,那他无论如何,不会创造能够表现时代的作品来,因为艺术品的创作,虽然由于作家想象之力,但到底总是还要有一点实际生活的根据。

  所谓作家要有实感,并不是说艺术品的创作要完全凭本身的经验,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照这种理论做去,那艺术的范围将弄得太狭小了。若写强盗生活,自己一定要去当强盗;写娼妓生活,自己一定要去当娼妓;写死人临死的心理,自己也一定要去受死一番……那岂不是笑话吗?若如此,那吗文艺这件东西可以说完全要消灭了,因为娼妓生活只有娼妓自己才能写,强盗生活只有强盗自己才能写……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未见到娼妓或强盗写出的文学作品来。

  这是当然的事情。无论谁个,倘若他不是呆子,都明白“文艺品的创造全凭本身的经验”是一种谬误的理论。

  但是什么是实感呢?实感的意义可分三层;第一,作者对于某种材料要亲近,因为亲近才能有观察的机会;第二,作者要明白某种材料是什么东西;第三,有了上两层,作者应确定对于某种材料的态度。如我们的时代是光明与黑暗斗争极剧烈的时代,是革命浪潮极高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有黑暗势力对于光明运动的袭击,有军阀的荒淫无度,有资本家的虐待工人,有劳苦群众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有革命党人的光荣的牺牲与奋斗……总之,在这个时代里,所谓材料的一层,是异常地富足而复杂。照理讲,这个时代的作家应当表现这个时代的生活。然而当我们的作家抱着旁观的态度,或者竟坐在象牙之塔的里面,根本不愿问这些事情,不但不用自己的心灵去参加社会的斗争,而且连旁观都不旁观一下,那吗,试问他将从何处得到时代生活的实感?他将从什么地方得到新的材料?当他根本不承认文艺家应当参加社会运动时,那他将怎样能与这些社会运动的人物亲近?既然没有这种亲近的实感,便不能了解时代浪潮里所发生的现象,也就不能创造出能表现时代生活的文艺作品来。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我以为旧作家已落在时代的后面了,无论如何不能担负表现时代生活的责任,而这种责任只得落在新作家的肩上,因为他们有时代生活的实感。

  我们并不拒绝旧作家加入革命文学的战线,倘若他们能改变方向,那他们是极欢迎的。不过一个文学家要改变方向,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理性方面,他们也许一时就能承认时代的要求,也许一时就能承认新的倾向,但是在情绪方面,在感觉方面,他们能即刻与旧的世界,和由这个世界所造成的观念,完完全全地脱离关系?这恐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罢?……

  照方君的意思,文艺品的创造可以凭借客观的观感,倘若旧作家能用他们的客观的观察,也是可以产生新时代的作品的,方君以为“终是凭借客观的观察为合于通例”。这是旧的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理论,在表面上似乎是很对的,其实倘若我们一仔细地研究起来,那我们就觉得所谓“纯客观的观察”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关于革命文学》的一文中,光慈曾说过:“一个作家一定脱离不了社会的关系,在这一种社会的关系之中,他一定有他的经济的,阶级的,政治的地位,——在无形之中,他受这一种地位的关系之支配,而养成了一种阶级的心理。也许作家完全觉悟不到这一层,也许他自以为超乎一切,不受什么物质利益的束缚,但是在社会的关系上,他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总是某一个社会团的代表,倘若这位作家是代表统治阶级的,那他的思想,他的情绪,以及他的行动,总都是反革命的,因之他所创造出来的作品也是如此。倘若这位作家是代表被压迫的,被剥削的群众的,那他的思想以及他的作品,将与前者适得其反,——他将歌咏革命,因为革命能够创造出自由和幸福来。

  倘若明白这个道理,那就可以知道所谓纯客观的观察是不可能的。一个作家既然是某一个社会团的代表,那他观察他们的周遭的事物,一定用这个社会团的眼光来观察,虽然眼睛是生在他的头上。若把他当做与社会无关的分子去看,那他的观察,或者可以说是客观的;但是若我们把他当做某一个社会团的代表,那他的观察就成为主观的了。

  因为作家所代表的社会心理之不同,所以他们观察事物的结果,也将无一致的可能。例如俄国革命本是一件东西,照理讲(自然照着自然主义的理论而讲),各个作家对于它的观察,应当是一致的。但是在事实上,有些作家描写俄国革命时,把革命骂得一塌胡涂,视波尔雪委克为洪水猛兽;同时,有些作家把俄国革命当成人类社会改造的新纪元,视波尔雪委克为争自由的圣徒……这倒是些什么道理呢?为什么他们对于一件事物之观察的结果,有这样的恋隔呢?谁个是客观的观察者,谁个不是客观的观察者?谁个对,谁个不对?回答这个问题时,那也就要问回答者之属于哪一个社会团了。

  诚然,一个作家应当静心地观察他周遭的事物,因为不观察,他将不了解事物的内容。但是同时我们应当知道,就是这种观察只是相对的“客观的”,而没有“纯客观的”的可能。我们不反对观察,但是我们要问一个作家当观察时,是用的那一种的眼光。

  现在是革命浪潮极高涨的时代,谁个也没有权利来禁止旧作家用“客观的观察”,产生新时代的作品。但这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旧作家立在什么地位上用他的“客观的观察”?倘若他们还以为自己是超时代的人,还不承认自己应当参加被压迫群众解放的运动,还不会认清楚革命的意义与要求,那吗,我敢断定他们无论“客观的观察”观察到什么程度,而新时代的作品是永不会产生的!

  我们也同方君一样,希望“旧作家从他们的观察上产生新时代的作品”。但是他们能不能产生新时代的作品呢?我们试拭目以待罢!

  四、新的启示呢,还是神秘主义?

  方君说,“太阳第一号的小说,一定是实感的描写,可是我就觉得像那《女俘虏》《冲突》《蚁斗》中间的实感,好像并非别人一定没有或观察不到的。作者所贵乎实感,不在实感本身,而在他能从这里头得了新的发现,新的启示,因而有新的作品。欧洲大战的时候,知识界从军者何止千万,然而在战场上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只有巴比塞和拉兹右等三数人而已。所以我以为一个文艺者的题材之有无,倒不一定在实际材料的有无,而在他有否从那些材料内得到了新发现,新启示。如果实际材料确是有,而并不能从那里得一点新发现,那么,这些实际材料不过成为报章上未披露的新闻而已,不能转化为文艺作品”。

  方君的这一段话,倘若仅仅是泛论,而不将《太阳》上的几篇小说,及巴比塞在欧战中的事情指将出来,那我们将要无从讨论起,或者没有讨论的可能。不过方君既将事实指出来了,那我们就不得不和方君说几句话。

  方君以为《太阳》第一号的几篇小说中间的实感,都是为别人所有或观察得到的,而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新的启示,所以不见得有什么出色的地方。我们不知道方君心目中的新的发现和新的启示是一种什么东西。倘若方君的意思,以为只有别人没有或观察不到的才值得写,也只有这种作品才能给人以新的发现和新的启示,那么方君简直是文学上的神秘主义者了,因之方君所谓好的作品,那只是神秘主义的作品,而不是革命文学。因为只有神秘主义者的实感,才是为别人所没有或观察不到的,因之他们的作品才有新的启示和新的发现,不过这种所谓“新的”,只有作者自己能领会罢了。

  我们所说的实感,丝毫没有什么神秘的意味,那是为人人所都能有,而且能观察到的,倘若他们愿意有,而且愿意观察。不过在实际上,不见得人人都愿意有或观察这种实感,就是有这种实感的人,也不见得有文艺的素养,而将这种实感转制成为文艺的作品。有些作家或者根本鄙弃这种实感,或者没有得着这种实感的机会,或者他们对之毫不注意。因之他们所写出来的作品,无论在题材或内容的启示方面也完全含着一种别的意义。

  《女俘虏》与《冲突》,(关于《蚁斗》暂且不说,因为它不过是长篇小说《罪人》的第一章,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它是好是坏)。在材料方面虽然是新的,然而究竟是人人所能观察得到的,不是奇异的西洋镜。像《女俘虏》那样的故事,就是现在在报章上都可以看得见。像《冲突》那样的故事,就是现在也可以在革命党人中找得许多。照方君的意思,这两篇小说实在没有什么特出的地方。但是在事实上,这两篇小说是不是如方君所说的呢?

  我们给方君一个否定的回答:不!

  第一,《女俘虏》和《冲突》这是一类材料的本身,已经是一种很新的现象,在我们旧作家中,没有谁个描写过这种材料,第二,这两篇小说的主人翁已经和旧作家的作品中的主人翁不同了。第三,这两篇小说在所谓启示方面,实在已经给了我们一点新的东西,这种新的东西是为旧作家所没有给我们的,恐怕他们将永远不会给我们。这种新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在《女俘虏》中所指示的,一群为新生活而奋斗的女英雄,她们虽然是失败了,然而他们的精神,灵魂,永远是高傲而不屈服的,永远是光荣而不忍受污辱的。那就是在《冲突》中所指示的,革命战胜了恋爱,集体生活征服了个人主义。倘若我们走马看花地,或抱着唯美主义的思想,来读这两篇小说,那这两篇小说实在没有什么希奇。但是倘若我们仔细思考一下,那就要知道这两篇小说对于时代的意义了。

  我们不知道方君所说的新的发现与新的启示,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方君若说这两篇小说的技巧方面,还未见得十分完善,那我们是可以承认的,但是倘若方君说这篇小说没有给我们一点新的东西,那恐怕是一种错误了。方君是赞成革命文学的人,当然不是神秘主义者,但是方君的言论,照我们看来,似乎很带点神秘主义的意味。

  就拿巴比塞来做例证罢!方君以为“欧洲大战的时候,知识界从军者何止千万,然而在战场上看见了别人所看不见的,只有巴比塞和拉兹古等三数而已”这实在是一种误解!第一,知识界从军者何止千万,然而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文艺家,也许也有一部分人看见了巴比塞三数人所看见的东西,然而没有艺术的手腕把它表现出来。第二,也许从军者有很多的文艺家,然而因为他们的思想为资产阶级所麻醉了,就使他们也看见了巴比塞等所看见的东西,然而不愿它描写出来,或对之毫不注意。第三,不但知识界从军者有一部分是反对战争的,而且恐怕有许多农民和工人从军者,是反对战争最激烈的人,同时恐怕还有许多社会主义者在战场上曾积极地做反对战争的运动;不过因为他们不是文艺家,没有把自己的实感写将出来,结果,这一部著名的《火》只得让巴比塞去写了。因为《火》的材料及它在内容方面的启示,是为一部分人所看得到的,《火》把他们心中所要说而不说出的话说出来了,所以才受很热烈的欢迎。若《火》的内容为别人所看不见的东西,那吗读者又从何处来了解《火》的好处?既然不了解它的好处,那它又从何处来给与人们以新的启示?不错,巴比塞是一个大的作家,不过他的伟大不在于他发现了什么新的美洲,而是在于他能代表多数人说话,能把旧社会的黑暗痛快地指责出来,同时他指示人们应走哪一条道路。

  我们的意见是如此,也许方君以为是不对的?……

  五、光慈只承认描写第四阶级的文学吗?

  有许多的误会,真是令人难以料到是因何而起的!在《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一文中,光慈不过是泛论中国文坛的现势,并没有提到第四阶级文学的几个字,不但没有提到,而且在这一篇文中,他并没有露出一点“只承认描写第四阶级生活的文学”的意思。但方君却说,“蒋光慈的论文,似乎不承认非农工群众对于革命高潮的感应——许竟是反革命的感应,也是革命文学的题材。我以为如果依方君之说,则我们的革命文学将进了一条极单调而仄狭的路,其非革命文学前途的福利,似乎也不容否认罢?”这一种论断,真是不知道方君何所据而云然!这的确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误会!我们的意思也同方君一样,革命文学的范围很广,它的题材不仅只限于农工群众的生活,而且什么土豪劣绅,银行家,工厂主,四马路野鸡,会乐里长三,军阀走狗,贪官污吏……等等的生活,都可以做革命文学的题材。将一个革命党人的英勇表现出来,固然是革命文学,就是将一个反革命派的卑鄙龌龊描写出来,也何尝不是革命文学呢?问题不在于题材的种类,而在于作者用什么态度,用什么眼光,以何社会团做立足点,来描写这些种类不同的题材。倘若我们,作家,同情于被压迫群众,而且决定参加争自由的斗争,那我们不但要表现与我们同一战线的人生活,而且要尽量地暴露敌人的罪恶,因为这也是于革命本身有利益的。倘若我们只承认描写农工群众的文学,那真是要如方君所说,“则我们的革命文学将进了一条单调而仄狭的路,其非革命文学前途的福利”。

  但是光慈并没有“只承认描写农工群众的文学”的意思,也从没曾发表过这类似的言论,我们真不知道方君的论断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实在是一桩怪事!

  六、小结

  本篇论文的题目是《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现在临终结的时候,我且仍归到原题目罢。革命文学随着革命的潮流而高涨起来了。中国文坛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一定有新的时代的表现者,因为旧作家的力量已经来不及了。也许从旧作家的领域内,能够跳出来几个参加新的运动,但已经衰秃了的树木,总不会重生出鲜艳的花朵和丰富的果实来。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时代是这样地逼着!……

  1928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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