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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三


  她对他伸出手来。哈比摸了一下,又赶快扔掉,他感到很吃惊,也很生气。

  “再见。”她说,把她的戴着破旧手套的手给厄休拉。她的样子并不难看,而且有一种奇怪的,尽管非常让人讨厌却也十分有效的讨好人的办法。

  “再见,哈比先生,谢谢您。”

  那个穿着灰衣服,戴着紫色帽子的身影,迈着看来很奇怪的扭扭捏捏的步伐,走过了学校的庭院。厄休拉对她有一种奇怪的怜悯的感觉,同时又感到十分厌恶。她止不住浑身哆嗦了一下。然后又进到教室里去了。

  第二天早晨,威廉斯到学校来了,他的脸色比先前显得更为苍白,但是穿着他那身水手服装却显得十分整洁。他似笑非笑地看了厄休拉一眼:虽然仍显得很机灵,但显然老实多了,仿佛准备以后一定听她的话了。他身上似乎有某种东西使得她不寒而栗。打他这件事使她对自己十分厌恶。在休息的时候,他的哥哥,一个高瘦的脸色苍白的大约十五岁的青年在大门外边玩着。他简直像一位绅士似的向她摘帽致敬,可是在他身上也有某种压抑着的、不怀好意的神态。

  “这是谁?”厄休拉说。

  “这是威廉斯家的老大,”维奥莱特·哈比毫不客气地说,“她昨天到这儿来过,是不是?”

  “是的。”

  “她一来就没有好事——她名声太坏,再没法跟我们捣乱了。”

  厄休拉对这件残暴的、丢人的事确实感到厌烦。可是它也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可怕的诱惑力。一切看来都是多么下流啊!她对那个迈着扭扭捏捏步子的奇怪的女人,对那两个心术不正的孩子都感到很不安。威廉斯在她的班上反正是显得很不对劲儿。这一切是多么令人厌恶啊。

  这场战斗就这样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后来她真感到厌烦已极了。在她要想真正建立起自己的权威以前,还有几个男孩子她得想法制服才行。哈比先生简直把她看成是个男人似的对她十分厌恶。现在她已经明白,对那些年岁较大一些和她玩着猫儿戏老鼠游戏的捣蛋鬼们,除了痛打他一顿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哈比先生只要有法躲开,就决不愿打他们。因为他恨这个自高自大的、傲慢的、自以为是的女教师。

  “我说,怀特,这回你又干什么了?”他可能会对那个从五班送去让他处分的男孩子温和地说。他可以让那个孩子就站在那里,闲泡着,浪费掉他的时间。

  所以,厄休拉后来再也不肯把孩子送给校长去处理了,而是如果她真气急了,她就拿起她的棍子来,劈头盖脸朝着那个敢于对她无礼的孩子打去。到最后,他们全都怕她了,她完全把他们制服了。

  可是这样做,她却付出了一个很大的心灵上的代价。这有点仿佛是一团烈火烧透她的身体,把她身上的感觉神经全给烧掉了。这个对任何形式的肉体上的痛苦连想都不愿想的姑娘,现在竟被迫去和人进行斗争,用棍子打人,恨不得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后来,当她用棍子终于制服了他们的时候,她也完全是被迫勉强忍耐着他们那悲惨的啼哭声。

  哦,有时候她真感到自己要发疯了。他们的外貌显得脏一些,他们不听老师的话,这有什么关系?这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说实在话,她宁愿他们对学校的一切规章制度全都不服从,也不愿意看到他们挨打,被制伏,最后弄到这种哭哭啼啼、毫无办法的地步。她宁愿忍受一千次他们的侮辱和无礼,也不愿意使自己和他们变成现在这种关系。她痛苦地悔恨自己不该那么丧失女性,不该那么去对付她曾经打过的那些孩子。

  可是事情却只能这样。她并不愿意这样做。但她没有别的办法。哦,为什么,为什么她要让自己和这个罪恶的制度联系在一起,弄得她必须变得如此残暴无情才能够生活下去?她为什么要当个什么小学教师,为什么,为什么?

  是那些孩子们逼得她去打他们的。不,她不应该同情他们。她刚来的时候,原本对他们充满了仁慈和热爱,可是他们却简直要把她撕成碎片。他们宁愿要哈比先生。那么好啊,他们在认识哈比先生的同时也得先认识认识她,他们必须先听她的管教,因为,她决不能让人根本不放在眼里。那不成,不管是他们,是哈比先生,还是围绕着她的那一整套制度,都别想做到这一点。她不能让别人压下去,她必须自由地站起来。她决不能让人说她担当不了她目前的工作,完成不了她的任务。即使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她也要战斗下去,在这个从传统上讲属于男人的工作世界里,占据着自己的位子。

  她现在已经完全脱离了她儿童时代的生活,在这个新生活中,在这个只知道工作,只知道机械地考虑问题的生活中,她完全是一个陌生人。她和马吉,当她们一块儿吃饭,或者偶尔到一家小饭铺去吃点心的时候,也常常讨论关于生活和其他一些方面的问题。马吉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女权主义者,对公民投票抱有极大的信心。可是在厄休拉看来,公民投票永远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在她自己心中,对于宗教和生命有一种奇怪的充满热情的想法,这些东西远远地超越了包括公民投票在内的那一整套机械的制度的局限。可是她的能够自成一体的根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到目前也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形式,因而也没有办法讲出来。对她来说,也和对马吉一样,妇女的自由必须具有某种更真实和更深刻的意义。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或者在什么问题上,她是并不自由的,可是她希望自由。她要进行反抗。因为一旦她获得自由,她就可以做出自己的某种成就。啊,那个她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是多么神妙,多么真实啊,她感到它就深深地,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心中。

  在她跑出来自己谋生的时候,她是向着自身的解放迈开了强大的残酷的一步。可是当她得到了更多的自由以后,她只不过是更深刻地感觉到了不够自由的痛苦。她的要求实在太多了,她要阅读美丽的伟大的作品,要自己拥有一切书本:她要去欣赏一些美丽的东西,并且要永远占有它们。她希望认识许多自由的伟大的人物;而且还有许许多多她连名字也说不上来的东西。

  这实在太困难了。世界上的东西太多,你永远会应接不暇。再说,一个人永远也无法知道自己的前途如何。这是一种盲目的战斗。在这个圣菲利普学校里,她简直是受够了痛苦。她仿佛是一头在皮鞭之下被拴进辕杠的小母马,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自由了。现在她是惨痛地忍受着辕杠加之于她的痛苦,这是一种她被暴力驯服的痛苦、烦恼和屈辱。它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可是她是决不会就这样屈服的。她决不能长时间屈服于这种辕杠的压迫。但她一定要把它们认识清楚。她现在驮着它们是为了将来她要彻底消灭它们。

  她常和马吉一块儿到许多地方去,她们一块儿去参加诺丁汉的选举大会,去参加音乐会。去戏院,去图片展览会。厄休拉积攒了一笔钱,买了一辆自行车。这两个姑娘常常骑着车到林肯市、到南井,甚至跑到德比郡去。她们永远有谈不完的话。有了什么新看法,发现了什么新问题,对她们都是一种莫大的乐趣。

  可是厄休拉从来也没有谈到过威尼弗雷德·英格,这是她生命中秘密的一幕,永远也不愿意再揭开了。她甚至从来也没再想到那件事。这是一个她没有勇气再打开的关闭着的门。

  当厄休拉慢慢习惯于她的教学工作以后,她又开始了她自己的一种新的生活。再过十八个月她就要上大学念书去了。她要取得她的学位,她还要——啊,她还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女人,成为一个运动的领导人。谁知道呢?——不管怎样,再过一年半的时间,她就要上大学去了。目前最重要的是工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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