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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进步(2)


  商人决不从学院索取任何东西作为回报,而学院从不给他任何东西——除了一个荣誉学位什么的,几个字母而已——他接受它,是他愿赏脸,愿给不及他尊贵的那些人带来荣耀。他们能给他什么呢?为他的灵魂举行几次弥撒礼吗?多荒唐的想法!仿佛像他那么精明能干的人能被灵魂这着似的。

  于是商人改变了学院——并不是有意如此,他内心毫无恶意,堂堂正正的。在我们这些年过四十的人看来,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令人惊恐。随着新的捐款涌入学院,砖块和石头开始垒上云天,大车大车的仪器源源而至,学院也就朝各个方向膨胀开了。

  这种膨胀在开头是很美妙的。康耐尔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便是从无到有、由小至巨膨胀起来的。更古老的那些学院,如今膨胀到了原先的五倍。原先只有几百人的学院,如今的学生人数已数以千计。就连那些安眠在榆树间的小学院,也都醒了过来并且拼命自我扩张,就像伊索寓言里企图变成公牛的蛤蟆似的。

  与膨胀相随的是金钱的大进大出,是一年一度的财政赤字,是赖以抹去赤字的新的捐款。“让我们把约翰歌唱,是他让石油的福佑流淌。”芝加哥大学欢快的学生们这样唱道。从此各大学破天荒第一次不再自食其力。从此,捐赠者第一次不再是死人而是活人。开始的时候这一变化的意义并个明显,只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界才逐渐发现——正如印第安人所说——唯一好的捐赠者是死去的捐赠者。在我的心目中,詹姆斯·麦吉尔最值得称道的神圣之处便是:他死了。

  因为活着的捐赠者总会要个价什么的,会期待得到某种回报,尽管他不是有意为之,甚至他自己都不知不觉。他希望大学能“露点成绩出来”,从古至今还没有哪所学校露那玩意儿哩。他希望大学能把年轻人培养成积极生活的人,而古时候的做法是使他们能像模像样地走向死亡。于是一些新的学科闹哄哄地从敞开的校门闯进了校园,那就是所谓的实用学科。从此大学开始教不可教的东西。他们忘了从终极考虑——这也是唯一值得考虑的——非实用学科才是最好。“实用”学科会降低人的心智,使人类丧失维多利亚时代那种包罗万象的博大胸怀,而仅具有时下那种机械狭隘的“教育家”的技能。捐赠者想建立系统,他如愿以偿了。学问的泉眼从此被堵塞。他想建立组织,他如愿以偿了——得到了一副僵死的骨架而不是成长的生命。你能组织一个人的灵魂吗?

  更有甚者,捐赠者需要广告、宣传和吹捧。他从他的工业产品里寻找楷模——诸如“安尼达饼干”和“安王塔火腿”之类,成了人类心灵成就的例证。

  捐赠者还在大学里——仍然怀着无限好意——招募学生。于是,那些在冥想已故先哲的、头戴便帽、身穿学士袍的大学生,一个个变成了“啦啦队员”、“捧场能手”、“拍马大王”,穿上了九世教皇的轻步兵才穿的华丽马裤和制服。在捐赠者的哺育下,校园里的学生“活动”也成倍成倍地增加了。当年在十月的傍晚进行的只有少数观众在边线外观赏的简单游戏,如今变成了由付酬请来的组织者操办的气派壮观的大表演,坐在露天体育场的一层又一层看台上看热闹的人不计其数——自罗马因不堪自身的重负面倾覆以后,还从没见过如此的盛况哩。而学生们也一个个变成了敏捷、伶俐、能干的新人,变成了能说会道的人,变成了天生的推销员和训练有素的广告商。他能干到了不能再能干的地步,随时都可以笑容可掬地站到酒店的柜台后面去上岗。但是在他身上有一个深深的疤痕,那是大学剜去他的灵魂时留下的印记。

  可能的话,谁都可以比较一下典型的大学本科生和他做小学生时有什么区别(假如他愿意足够久地静站着让你比较的话)。当年那种充满求知欲的萌芽状态的聪颖如今上哪儿去了呢?当年他所追慕的荣耀之云,如今已被露天体育场的八面来风吹得无影无踪。当年那个为写诗而写诗的孩子,那个在他的书里看到幻象,耳中不时听到古时候浑身披甲的战马的“喀喀”蹄声的孩子——他如今消失到哪里去了呢?当年那扇敞开的好像通往有五彩如锦的鲜花和摇曳多姿的绿榛树的森林的魔术之门——难道它就变成了这副模样,变成了这样一座充满喧嚣、灯光刺眼的巨大的木头房子——变成了这样一幅白痴的梦境?

  对医学和科学等更为精确、机械的学科来说,新的变化大一概还是带来了一些好处的。但是在文科方面它起的作用却是极具破坏性的。因为这些学科是不可捉摸的,它们不是物质的,它们依靠的是某种意念。在学生俱乐部和学生活动的喧嚣中,在各科竞赛的强烈而持续的亢奋中,在热情洋溢的政治活动、学生竞选和矫揉造作的舞文弄墨中,纯纯粹粹的学问决无幸存之地。学生活动正在毁灭着学生。

  (听众之中的啜泣之声使本演讲没法再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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