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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


  沉思录之十六 夫妇宪章

  我承认,据我所知,巴黎没有一个住宅是依照前两篇沉思录的方法设计的。但我同时也要补充一点,我是根据一所房子想出这种方法的。这座了不起的堡垒属于行政法院一位年轻的审查官所有,此人醉心爱情,同时又是个醋坛子。

  当他听说有一个人苦心孤诣地想使法国的婚姻臻于美满,便诚心诚意地为我打开他邸宅之门,并让我参观其中的女眷内室。我欣赏主人的巨大天才,他用华丽的家具、漂亮的地毯和鲜艳的油画十分巧妙地掩盖了出于几乎东方式的嫉妒心理而采取的预防措施。我认为,他妻子绝不可能利用自己的居室去欺骗自己的丈夫。

  “先生,”我对行政法院这位看来在重要的夫妇政策方面并不高明的奥赛罗①说道,“我不怀疑,子爵夫人一定非常喜欢居住在这座小小的乐园之中。尤其是如果你经常也在这乐园里,她更会喜不自胜。但总有一天,她会感到厌烦,因为,先生,一切都会日久生厌,即使对最美妙的东西也如此。那么,当子爵夫人觉得你所有别出心裁的安排已经失去原先的魅力,张嘴打呵欠,或者也许向你提出实行她幸福所不可缺少的两种权利,你又怎么办呢?她要求的权利就是:个人自由,即随她兴之所至,可以自由出入,以及书信自由,换句话说,可以自由给别人写信和收取信件,而不必担心你的检查……”

  ①奥赛罗,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中的主人公,威尼斯的大将,因怀疑妻子不忠,把贤淑的妻子杀死。因而成为嫉妒和轻信的典型。

  我刚说完这番话,子爵便使劲抓住我的胳膊,大喊道:

  “女人就是这样忘恩负义!世界上比国王更忘恩负义的是人民,可是,先生,女人的忘恩负义比国王和人民两者加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已婚的女人对待我们,仿佛君主立宪制度下,公民之对待国王。你枉费心机使国家富饶,人民丰衣足食;政府徒然用尽各种办法,把警察、参众两院、行政机构、全部武装力量都用上,使人民不致饿死、使公民出资以煤气为各城市照明,使四十五纬度的太阳为他的子民取暖,最后还规定禁止除收税官以外的任何人索取金钱;政府还白白凑合给公路铺上石头路面……,总之,一个如此美丽的理想国却没有一个优点受到人们的欣赏!公民们需要别的东西!……他们毫不惭愧地还要求有在这些公路上任意散步的权利、要求有知道交给收税官的钱用在什么地方的权利。如果要听从某几个末流作家的胡言乱语和某些所谓典型法国的想法(这些想法是一小撮自称爱国者——其实是随时准备为了一百万、一位上流社会的贵妇人,或者一个公爵的名分而出卖良心的坏蛋——所耍的把戏),国王就必须把王权分给所有人,使每人各得一份。

  “子爵先生,”我打断他的话说道,“我完全同意你在最后一点上的意见,但你怎样做才能避免答复你妻子的正当要求呢?”

  “先生,我会……我会效法各国政府,象这些政府那样回答。反对党的成员总想使他们的委托人相信政府非常愚笨,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先庄严地颁布一种宪法,根据这一宪法,我妻子将被宣布拥有完全的自由。我充分承认,她有权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写信给什么人就写信给什么人,有权收到别人写给她的信,并禁止我知道信的内容。我妻子将拥有英国议会的一切权利:我会让她想说多久便说多久,让她讨论和提出强烈和有力的措施,但不能让她执行,然后……我们走着瞧!”

  “我的天!……”我心里暗暗说道,“这个人真是和我一样,精通婚姻之道啊!”

  “然后,你会发现,先生,”为了想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内心表白,我提高声音回答道,“你会发现,你在某一个早上会变得和别人一样蠢。”

  “先生,”他一本正经地接着说道,“请让我把话说完。这就是那些伟大的政治家称之为理论的东西。但是,他们懂得通过实践使这种理论烟消云散。部长们比所有诺曼底的诉讼代理人都更加掌握偷梁换柱的技巧。梅特涅先生和皮拉先生①都是有大能耐的人,他们长期以来心里都在考虑,欧洲是否有理智,是否生活在梦中,是否知道自己何去何从,是否曾经作过推理,这一切是群众、各国人民和妇女们做不到的。梅特涅和皮拉先生惊讶地发现,我们这个世纪掀起了一股宪法热,犹如上一世纪出现哲学热、路德那个世纪兴起的宗教改革热一样,因为一代代人似乎真的象一批批阴谋家,虽然行动有别,但殊途同归,口号也代代相传。可是,这两位先生的吃惊是完全错误的,我谴责他们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因为他们有理由希望享有权力,而资产阶级不能从他们六个王国②中每一个的底层按时出现,使他们坐卧不宁。象他们这样杰出的人物为什么想象不到君主立宪制这出喜剧所寓有的深刻教训呢?为什么看不到给一块骨头让我们这个世纪啃啃是最最重要的政策呢?

  ①皮拉(1782—1865),梅特涅亲王的秘书,也是他的传记作者。

  ②当时奥地利由六个王国组成。

  “在有关王权方面,我的想法和他们绝对一样。权力是一种精神上的有生命之物,象人类一样,需要保存自己。保存的要求可用五个字所概括的基本原则来支配,这五个字就是:不能有所失。为了不失去任何东西,本身就必须增长,或者保持无限大。因为权力如果静止,便等于不存在,如果后退,就不再成为权力,便受另一权力所摆布。象这两位先生一样,我知道,如果一个权力作出让步,其本身便只是假象!此权力内部便会出现另一种实质上要长大的权力。两权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因为一切生存之物都想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因此,一种权力如果做出让步就必定会设法把让步收回来。两种权力之间的斗争便形成我们君主立宪的政府,错误地使奥地利外交界的首长①感到恐惧,因为虽然喜剧终归是喜剧,危险性最少而获利最多的还是英国和法国所上演的喜剧。这两个国家曾经对人民说:‘你们自由了!’于是,人民便感到满意。他们进入政府,象一大堆零,使个位数增添了价值。但如果人民想有所行动,人们便会给他们演出马夫桑丘变成自己海岛上的君主以后想吃饭的那一场戏②。但是,我们这些男人必须在我们的家庭中模仿这美妙的一幕。所以,我妻子完全有权利出门,但要告诉我上哪儿去、怎样去、为什么事情出去,以及什么时候回来。为了取得这些资料,我不使用我们警察那种粗暴手段(总有一天,我们的警察会变得温和一些),而小心翼翼地采取最优雅的方式。我的话语、目光、和面部交替出现好奇和漫不经心、严肃和开玩笑、矛盾和爱情的语调和表情。这就是夫妇之间的小场面,充满智慧、风趣和温馨,演起来很有意思。自从有一天,我替妻子把头上戴的桔子花冠轻轻摘下来的时候起,我便明白象给国王加冕那样,我们演的是一幕长长的喜剧中滑稽的开头一段。”

  ①指梅特涅亲王。

  ②在《堂吉诃德》中,桑丘当上海岛总督以后,人们给他端上丰盛的菜肴,但每上一道菜,医生便将菜拿走,怕桑丘吃了不舒服。

  接着,他又激动地说道:“我有警察!……我有王家卫队,我还有总检察官!……难道我能容忍我妻子不带一名穿制服的仆人而自行徒步出门?有仆人跟随不是很有气派吗?这样,她还可以美滋滋地对大家说:‘我有仆人伺候。’但我的自卫原则是总故意使我出门的时间和我妻子出门的时间凑在一起。两年以来,我一直有办法向她证明,让她挎着我的胳臂出门,始终是我的乐趣,这种乐趣历久而常新。如果天气不好,难以步行,我便试着教她潇洒地赶一部由一匹轻快的马拉的车子,但我可以向你起誓,我想办法不让她过早学会!……如果偶然或她蓄意,想不得到通行证便逃出家门,换句话说,想单独坐马车出去,我不是还有一个车夫,一个穿匈牙利服装的仆人、一个马夫吗?那么,我妻子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好了,总有一伙人跟着她,我可以完全放心……可是,我亲爱的先生,我们不是有许许多多的办法,用行动来撕毁夫妇宪章,用不同的解释来推翻文字的意思吗?我注意到上层社会的风习里包括闲逛这一项,可以使一个女人消磨半生而不觉得自己在活着。至于我,我订了一个计划,能够巧妙地把我妻子拖到四十岁而根本不考虑与别人通奸,就象已故的缪松①故意开玩笑,把一位中产阶级市民从圣德尼大街带到皮埃菲特②,使之并未发觉自己已经离开了圣勒钟楼下面一样。”

  ①缪松(1739—1820),法国肖像画家,路易十六的宫廷画师,亦是著名的掩眼法大师。

  ②皮埃菲特,巴黎郊区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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