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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克在基拉利希达的奇遇(6)


  “主啊!”志愿兵拱手呼唤了一声。“让对所有长官的爱充满我们的心灵,千万别让我们以任何鄙视的眼光看他们!愿我们在这囚犯车上的旅行一路平安!”

  班长涨红了脸,跳起来说:“你少跟我来这一套;你这志愿兵油子!”

  “一点儿也不能怪您,”志愿兵安慰他道。“在许多种类的动物中,大自然根本不承认它们有什么高贵者。您大概也听人讲过人类的愚蠢吧?您要是生出来就同其它哺乳动物一样,不挂上人和班长这块愚蠢的招牌岂不更好?您要是自认为自己是最完善最发达的生物,这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把您那几颗星星扯掉,您就成了个可以随便在哪个战壕或前线莫名其妙地挨枪弹的大零蛋。如果再给您添上一颗星,就把您变成一个新的生物,官名叫做上士,那您的事儿就没个顺当的时候,你的智力会更加低劣,最后,当您把您那副很不开化的骨头摊在战场上的时候,全欧洲也不会有一个人为您掉泪。”

  “我把你关起来!”班长绝望地叫道。

  志愿兵笑了笑说:“您肯定是因为我骂了您才要把我关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您也准是在撒谎,因为根据您的智力,您绝对听不出什么侮辱;而且我敢跟您打赌,您根本就记不住我们刚才谈的话。我要是说您还是个没成形的胚胎,那您准会在我到达下一站之前就把它忘掉;不,还要更早,在离我们最近的一根电线杆子晃过去之前就会忘掉。您是个枯干的脑馅儿饼。就简直没法想象,您还能在什么地方把我对您说过的话连贯地说清楚。此外,您也可以问问在场的任何人,看我说的话是否贬低了您的智力,是不是有什么哪怕是极小极小的一点侮辱。”

  “绝对没有,”帅克作证说。“没有任何人说过您可能往坏处想的话。一个人感到自己受了侮辱,样子总是显得很难堪的。有一回,我在‘地道,夜咖啡馆里,和人家一块儿聊起猩猩来了。那次还有个水兵跟我们坐在一块儿。他说有时很难将猩猩和长络腮胡子的人区分开来。这种猩猩的下巴颏上长满了毛毛,象……象……他说,’好比说,象坐在旁边桌子上的那位先生。’我们都跟着他把头掉过去,那位大胡子先生起身冲着水兵走过来,‘啪,的一声给了他一个耳光。水兵抓起啤酒瓶,一家伙把他的脑袋开了瓢。大胡子倒在地上,晕了过去,水兵跟我们分手了,因为他一看到把那位先生打死了,马上溜之大吉。后来我们把那位先生救活了。这我们可真不该管,因为他一醒过来就立刻给巡警打电话。虽然我们与他的事毫不相干,警察还是把我们大伙儿全带到警察所去了。在所里,他一口咬定我们把他当猩猩,一个劲儿谈论他。他老是这么说。我们说没有的事,我们根本没说他是猩猩。他一个劲儿说我们说了,他亲耳听见了。我们请求警察所长替我们向他解释清楚。所长也好心地向他作了解释,可他根本不理这个茬,说所长跟我们一个鼻孔出气。所长就叫人把他关了起来,让他清醒清醒,我们准备回到’地道,咖啡馆去,可是没去成,因为我们也被投进了监狱。您瞧,班长先生,一点点不值一谈的芝麻大的误会也能惹出事儿来。一位奥克洛赫利采城的公民,在布罗德有人管他叫老虎蛇,他觉得受了侮辱。当然还有些类似的词儿,但也并非什么绝对该惩罚的词儿,比方说,我们要是对您说您是只麝鼠,您能为这话生我们的气吗?”

  押送班长吼叫起来。不能把这叫声称做吼叫。这是一种表示义愤的凶猛吼声。狂怒和绝望的嚎叫汇集成的强音。神父鼻孔里发出的尖细哨音为这个音乐节目进行伴奏。

  押送班长在这凶猛吼叫之后,陷入完完全全的消沉状态。一屁股坐到椅子上,他满眶泪水,毫无表情,两眼直盯着远处的森林和山脉。

  “班长先生,”志愿兵说,“您现在凝视高山和芳香的森林的样子使我想起了但丁的形象。您也是诗人那样的高贵的脸庞,温和善良的心地,气度高雅的动作。请您别动,就这么坐着,您这姿势很美!神情高尚。毫无矫揉造作与倨傲之势,眼瞪瞪地望着原野。您肯定在想着,等到春天来到,这荒凉的原野就会变成鲜花绿草的地毯,该是多么美丽啊……”

  “小溪环绕着地毯,”帅克插嘴说,“班长先生舔着铅笔,坐在树墩子上,为《小读者》杂志写诗。”

  押送班长处于毫无表情的冷漠状态之中,志愿兵却硬说他在一次雕塑展览会上看到过班长的一座头像。

  “请问,班长先生,您没有给雕塑家史都尔扎(捷克著名雕塑家。)当过模特儿吗?”

  押送班长望了志愿兵一眼,忧郁地说:“没当过。”

  志愿兵不吭声了,笔直躺在椅子上。

  押送兵和帅克在打扑克。班长沮丧地在一旁观看,甚至还发表意见说帅克的爱司出错了,不该出王牌,到最后甩牌能得七分。

  “从前,”帅克说,“酒店墙壁上都有一些专门对看牌人写的标语。我还记得一张,是这么写的:‘看牌别多嘴,小心挨顿捶!”

  军用列车进站,马上要检查车厢了。火车停了下来。

  “没错儿,”志愿兵眼睛逼人地瞟着押送班长说,“检查官已经到了这儿……”

  检查官进了车厢。

  军列指挥官是由参谋部指派的后备军官摩拉斯数学博士担任的。当后备军官的时常会摊到这种莫名其妙的差事。摩拉斯博士把这差事办得乱七八糟。虽然战前他在实科中学里当过数学教员,可是列车少了一节车厢他怎么也数不出来。此外,他在前一站领到花名册,可是他怎么也不能使名册上的人数跟布杰约维策上车的官兵数目相符。他按名册核对时,竟神不知鬼不觉地多出了两个野战炊事班。当他统计到马匹时,不知怎么多了许多,他惊讶得好象有许多蚂蚁在他背上爬来爬去。在军官名单中少了两个后备军官。设在前面车厢里的团部办公室里有一架打字机不翼而飞。这一笔笔糊涂账使他头疼得要命,他已经服了三包阿斯匹林药粉,这时正在愁眉苦脸地检查这趟列车。

  他跟着随行人员走进囚犯车厢,看了看名册,然后听取倒楣的押送班长的报告:他押送的犯人有两个,外加押送队若干人。军列指挥官根据名册核对了数字,又向四下里望了望。

  “这是你带的什么人?”他指着神父厉声问道。神父这时候正趴着睡觉,把他的屁股挑衅似地冲着检查人员。

  “报告,中尉先生,”押送班长结结巴巴地说:“这,这个……”

  “‘这个’什么?”摩拉斯博士不满地说,“说清楚点!”

  “报告,中尉先生,”帅克替班长回答说,“趴着睡的是喝醉了酒的神父先生。他是自己钻到我们车厢里来的。他是上司,我们不能把他撵出去,以免犯目无长官的过错。他八成是错把囚犯车厢当作军官车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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