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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章(3)


  这年的夏季,植物园里建立了民兵,每天进行操练。我报名参加,别人都说我年岁超过了标准。我说:“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我也应当站在保卫祖国的岗位上。”后来人们被我说服了,我参加了操练,当上了一名超龄民兵。

  我站在植物园的民兵排里,心里想着我们的队伍有多大。这里是几十个人,但整个民兵队伍却是若干若干万。我想,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列入那个像洪流的队伍中,在天安门前经过呢?

  这个愿望很快得到了实现。我参加了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百万人游行的队伍。这不仅是一百万,而是全世界参加共同斗争的千百万人的一部分。我们高声呼着口号,走过了天安门。在天安门上刻着我们的心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从此我开始了社会活动。从这些活动中,我感觉到自己同全国人民,全世界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人民连在一起了。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所知道的一切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我把选票投进了那个红色票箱,从那一刹那间起,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和我国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地上的主人。从这块土地上伸向世界各地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手,是一只巨大的可靠的手。

  一九六一年三月,我结束了准备阶段,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正式岗位,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职务。我做了一名文史工作者。

  我参加的这部分工作是处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我在自己的工作中,经常遇到我所熟悉的名字,有时还遇到与我的往事牵连着的历史事件。资料的作者大多是历史事件的亲历或目击者。对这段时期的历史来说,我和他们都是见证人。我从丰富的资料中,从我的工作中,更清楚地看出时代的变化。那些被历史所抛弃的人物——叶赫那拉氏(慈禧)、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等等在当时似乎是不可一世的,被他们宰割压榨的人民似乎是无能为力的。像胡适之流的文人们曾为他们捧场,遗老、遗少们曾把复辟幻想寄托在他们身上,而他们自己更自吹为强大,认为他们背后的列强是永远可恃的依靠。但是,他们都是纸老虎,终于被历史烧掉了。历史,这就是人民。“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我的经验使我接受了这项真理,我的工作使我更加相信了这项真理。我还要通过我的工作和我的见证人的身份,向人民宣扬这项真理。

  我在工作之余,继续写我的前半生。

  为了写作,我看了不少资料。我的工作单位给了我种种便利,供给我许多宝贵的文史资料,我在许多外界朋友的热情帮助下看到了许多图书、档案部门的宝贵材料,得到了许多专门调查材料。有的材料是不相识的朋友给我从珍贵的原件中一字一字抄下来的,有的材料是出版界的同志给我到远地调查核实的,有的材料是几位老先生根据自己的亲历目击认真回忆记录下来的。有不少难得的资料则是档案、图书部门提供的。特别要提到的是国家档案馆、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的同志特意为我设法寻找,以及专门汇集的。我受到这样多的关怀和支援很感不安。其实,这在我们的国家里,早已是平常的现象了。

  在我们的国家里,只要做的是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只要是宣扬真理,就会得到普遍的关心和支持,更不用说到党和政府了。

  我的写作也引起了许多外国朋友的兴趣。曾有许多外国记者和外国客人访问过我,问我前半生的经历,特别注意打听我十年来的改造情形。一位拉丁美洲的朋友对我说:“从这件事情上,我又一次感到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把你的事情快些写成书吧!”一位亚洲的朋友说:“希望你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立刻送我一部,我要把它译成我国文字,让我国人民都看到这个奇迹。”

  一九六二年,我们对来自国内外的困难所进行的艰巨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年对我来说,还有更多的喜事临门。四月间,我被邀列席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并旁听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祖国建设的报告。五月一日,我和我的妻子李淑贤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小家庭。这是一个普通的而对我却是不平凡的真正的家庭。

  这就是我的新的一章。我的新生就是这样开始的。看看我的家,看看我的选民证,面对着无限广阔的未来,我永远不能忘记我的新生是怎样得到的。

  我在这里要补充一段,关于给我新生命的伟大的改造罪犯政策的故事。用我瑞侄的话说:“这不写到书里是不行的。”

  一九六〇年夏天,我和小瑞游香山公园,谈起了我们每个人最初的思想变化,哪一件事引起了思想的最初震动。

  小瑞先谈了小固和小秀。据他知道,小固在绥芬河车站上发现中国列车由中国司机驾驶,感到了第一次的震动,小秀则是从沈阳车站上群众对一个失掉一只手的女工的迎接,感到过去自己生活的无味。说到他自己,他说:“我难忘的事情很多。第一件事是我刚干活不久,有一回揩窗子打破了一块玻璃。玻璃掉在地上,看守员听声就跑来了,我吓得要死,谁知他过来问我:你伤着了没有?我说人没伤,可是玻璃破了。他说,玻璃破了不要紧,下次留神别伤着人。”

  “这类事我也遇到过。”我说,“可是对我说来,最初我最关心的是生死问题,是宽大政策对我有无效验的问题。让我最初看到生机的,从此一步步看到希望的,是交出了那箱子夹底的东西后,受到了出乎意料的宽免。说起这个,还不能不感激你的帮助。”

  “我的帮助?”小瑞睁大了眼睛,“你还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吗?难道所长没跟你说吗?”

  “说过这件事。检举认罪时,因为小固质问,我在大会上交代之后,向所长做了检讨,过了年,我又向所长说,我交东西时候没敢说收过你的纸条,是因为怕你受处分。所长说,这件事他全知道,是他让你写那纸条来帮助,以便促使我主动交代。这是所长的苦心,但也有你的帮助啊!”

  “这么说你还不知道其中详细情形。你根本不知道,写那纸条本来是不合我心意的,我的意思是搜查你,没收东西,好好惩罚你一下。可是……这件事我得告诉你,这不写到你的书里是不行的!”

  这件事的详细过程,我这时才明白。原来小瑞早就向所方谈出了我的箱底的秘密,要求所方搜查没收。所长却不这么干,他说:“搜查是很容易的,但这并不见得利于他的改造。等等吧,搜查不如他自动交代,要他自觉才好。”以后等了好久,小瑞又找所长谈,要求搜查。所长说,每个人思想发展速度不同,不能急。共产党人相信,在人民掌握的政权下,大多数罪犯是可以改造的,但每人有每人的过程。问题不在于珠宝和监规,而是要看怎样更利于对一个人的改造。所长说:“你要知道,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他很难立即相信政府的坦白从宽的政策。如果我们去搜查了他,这就是让他失去了一次体验政策的机会。还是把主动让给他吧!你着急搜查,不如用用脑子设法来促进他自觉。”结果,就想出了由他写纸条给我的办法。纸条递出之后,多日不见动静,小瑞又急了,对所长说:“溥仪这人至死不悟,既然毫不自觉,为什么不搜他?”所长说:“原来不能着急,现在更不能着急。”后来的情形就是那样,结果是我着急了,交出了那批东西。我从那时开始看到了一条新的出路。

  “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了,政府是坚定地相信多数人可以改造的。”小瑞激动地说,“你自己知道,那时你还一个劲儿地对抗。欺骗,可是所方早知道了你那些事。我们几个人还在检察人员到来之前,全都告诉了政府!可是从那时起,所方就相信你是可以改造的,就为你的学习、改造操着心了。”

  我站在香山的山腰上,遥望太阳照耀着的北京城,我心中十年来的往事又被一件件勾起。我想起老所长的花白头发,年轻的副所长的爽朗语音,我想起了每位看守员,每位大夫、护士,每位所方人员。在我欺骗他们的时候,在我用各种可耻的方法进行对抗的时候,在我完全暴露出自己的无知、无能、愚蠢的时候,在我对自己都已感到绝望到极点、不能活下去的时候,他们,这些共产党人,始终坚定地相信我可以改造,耐心地引导我重新做人。

  “人”,这是我在开蒙读本《三字经》上认识的第一个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没有懂得它。有了共产党人,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天才明白了这个庄严字眼的含义,才做了真正的人。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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