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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参观(1)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们再次出去参观,这次参观,我们到过沈阳、鞍山、长春和哈尔滨四个城市,看了一个水库工地(沈阳大伙房),十八个工厂,六个学术单位和学校,三个医院,两个展览馆,一个体育宫。在哈尔滨访问了受过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灾害的平房区,晋谒了东北烈士馆。这次参观我们获得了比上次更加深刻的印象。我这里只想说说其中的几点观感。

  我们看到的企业,除了少数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以外,大多数是新建的。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企业在接收时几乎全是一堆破烂,像鞍钢和沈阳机床厂,就都经日本人和国民党破坏过,到了人民政府手里重新恢复、扩建,才成为今天这样巨大的规模。许多见过那些旧日企业规模的伪大臣,都感到非常惊奇。使我最感惊奇的,是从许多新设备上看到了用中国文字写的牌号、规格。我虽然没有别人那样多的阅历,但是从前一提到机器,在心里永远是跟洋文联系着:MADE IN USA, MADE IN GERMANY,……现在,我看到了中国自己制造的成套装备,而且这些企业的产品,就有一部分是要出口的。在那些产品上,赫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

  在鞍山钢铁公司里,我站在庞大的钢铁建筑面前,简直无法想象它是怎样从一堆破烂中恢复和扩建起来的。然而这是事实。日本人在离开的时候说:“把鞍山给中国人种高粱去吧!要想恢复,平心静气地说,要二十年!”中国人在这里没有种高粱,三年时间,把它恢复起来了,而且达到了一百三十五万吨的年产量,远远超过了伪满时期的最高纪录,又过了一个五年,年产量达到了五百三十五万吨,等于从一九一七年日本在鞍山创办昭和制钢所起,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国民党最后撤走止,这三十一年的累计产量。

  在参观中,我看到了无数这类的例子。每个例子都向我说明: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人不但在战场上可以打胜仗,而且在经济建设上一样能打胜仗。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这个事实,如果十年前向我做出这样预言,不仅劝中国人种高粱的日本人不信,连我也不信。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我根本忘掉了自己的国籍,忘掉了自己是中国人。我曾随着日本人一起称颂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我曾跟郑孝胥一起幻想由“客卿”、“外力”来开发中国的资源,我曾与溥杰多次慨叹中国人之愚蠢与白种人之聪明。我进了管理所,还不相信新中国能在世界上站得住。在朝鲜战场上中朝人民军队打了胜仗,我不是觉得扬眉吐气而是提心吊胆,担心美国人会扔原子弹。我不明白,在联合国讲坛上,中国共产党人何以敢于控诉美帝国主义,而不怕把事情闹大。我不明白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朝中方面的代表何以敢于对美国人说:“从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休想从会议桌上得到。”总之,我患了严重的软骨病。

  美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日内瓦会议上显示出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作用,这时我不由地想起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史,想起了西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政策,想起了蒋介石勒令人民对帝国主义凶犯忍辱吞声以表示“泱泱大国民风”的“训示”。中国近代一百零九年的对外史,就是从我曾祖父道光帝到国民党蒋介石的软骨症的病历。从一八七一年清朝为了天津教案事件正式派遣外交使节崇厚到法国去赔礼道歉起,到李鸿章去日本马关,我父亲去德国,以至北洋政府外交官参加巴黎和会,孔祥熙参加英王加冕典礼,哪一个不是去伺候洋人颜色的呢?

  在那一百零九年间,那些带着从大炮、鸦片一直到十字架和口香糖的自以为文明、高尚的人,他们到中国来,任意地烧、杀。抢、骗,把军队驻扎在京城、口岸、通都大邑、要道、要塞上,无一不把中国人看做奴隶、野人和靶子。他们在中国的日历上,留下了数不清的“国耻纪念日”。他们和道光帝、西太后、奕劻、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订了成堆的变中国人为奴隶的条约。以致在近百年的外交关系史上,出现了各种耻辱的字眼:利益均沾、机会均等、门户开放、最惠国待遇、租借地、关税抵押、领事裁判权、驻军权、筑路权、采矿权、内河航行权、空运权……除此而外,他们得到的还有伤驴一条赔美金百元,杀人一命偿美金八十元,强奸中国妇女而不受中国法庭审判等等特权。

  现在,那种屈辱的历史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了,正满怀信心地建设自己的祖国,让一个个发出过耻笑声的“洋人”闭上了嘴。

  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我们听到了一个小故事。汽车厂刚开始生产时,有个小学校的孩子们要来参观。汽车厂打算派车去接,孩子们打电话来问是不是新造的车,厂方回答说,新造的是运货卡车,坐着不舒服,准备派去的是进口的大轿车。孩子们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说:“进口轿车不如运货卡车舒服,我们要坐祖国造的卡车!”

  祖国,她在孩子们的心里是如何崇高呵!而在我过去的心中,却四十多年一直没个影子。

  作为一个中国人,今天无论是站在世界上,还是生活在自己的社会里,都是最尊严的。

  关于别人日常怎么样地生活,我在过去(除了伪满后期一段时间以外)对这问题总怀有好奇心。我有生第一次出去满足这种好奇心,是到我父亲的北府,第二次是借探病为名去看陈宝琛。我对他们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很羡慕。后来我在天津,从西餐馆和外国娱乐场所观察过那些“高等华人”,觉得他们可能比我“自由”,但是不如我“尊贵”,我不太羡慕他们,但好奇心仍在。在伪满,只顾担忧,不大好奇了。回国之后,起初根本没想过这类问题,别人如何生活,与我无关,后来我感到前途明亮起来,这个问题又对我有了现实性,所以在这次参观中,我特别留心了这个问题。结果是,勾起了我无数回忆,心中起了无限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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