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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光辉”(1)


  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起,经常有些外国记者和客人来访问我,还有些外国人写信给我,向我要照片。一九五七年二月,我接到从法国斯梯林一温德尔寄来的一封信,请求我在照片上签字,信里除了附来几张我过去的照片外,还有一篇不知要做什么用的文章,文章全文如下:

  监牢里的中国皇帝

  世界上的光辉是无意义的,这句话是对一个关在红色中国的抚顺监牢里,等待判决的政治犯人的一生写照。在孩童时期,他穿的是珍贵的衣料,然而现在却穿着破旧的棉布衣服,在监牢的园子里独自散步。这个人的名字是:亨利溥仪。五十年前,他的诞生伴随着奢华的节日的烟火,但是现在牢房却成了他的住处。亨利在两岁时做了中国的皇帝,但以后中国的六年内战把他从皇帝宝座上推了下来。一九三二年对于这位“天子”来说,又成为一个重要的时期:日本人把他扶起来做满洲国的皇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什么事,一直到现在这张引人注意的照片报道他的悲惨的命运为止……

  * * *

  如果他早两年寄来,或者还能换得我一些眼泪,但是他寄来的太晚了。我在回信中回答他说:“对不起,我不能同意你的见解。我不能在照片上签字。”

  不久前,在某些外国记者的访问中,我遇过不少奇怪的问题,例如:“作为清朝最末一位皇帝,你不觉得悲哀吗?”“长期不审判你,你不觉得不公平吗?这不令你感到惊奇吗?”等等,这里面似乎也包含着类似的同情声调。我回答他们说,如果说到悲哀,我过去充当清朝皇帝和伪满皇帝,那正是我的悲哀;如果说到惊奇,我受到这样的宽大待遇,倒是很值得惊奇的。记者先生们对我的答案,似乎颇不理解。我想那位从法国写信来的先生,看到了我的回答必然也有同感。

  在我看来,世界上的光辉是什么呢?这是方素荣的那颗伟大的心,是台山堡那家农民的朴素语言,是在我们爱新觉罗下一代身上反映出来的巨大变化,是抚顺矿山的瓦斯灶上的火苗,是工业学校里的那些代替了日本设备的国产机床,是养老院里老工人的晚年,……难道这些对我都是没有意义的吗?

  难道我被寄予做个正经人的希望和信任,这是对我没有意义的吗?难道这不是最宝贵的审判吗?

  我相信,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心情,而是许多犯人共同的心情,甚至于是其中一些人早有的心情。事实上,这种争取重新做人的愿望与信念,正逐渐在日益增多的心中生长着(这时我们已经开始把改造当做是自己的事了),否则的话,一九五七年的新年就不会过得那样与前不同。

  我们每次逢年过节,在文娱活动方面,除了日常的球、棋、牌和每周看两次的电影之外,照例要组织一次晚会,由几个具有这方面才干的人表演一些小节目,如伪满将官老龙的戏法,小固的快板,老佑的清唱,溥杰的《萧何月下追韩信》,蒙古人老正和老郭的蒙古歌曲,等等。溥杰偶尔也说一次自编的相声,大家有时也来个大合唱。观众就是我们一所的这几十个人,会场就在我们一所的甬道里或者小俱乐部里。甬道里从新年的前几天就开始张灯结彩,布置得花花绿绿。有了这些,再加上年节丰盛的伙食和糖果零食,使大家过得很满意。可是一九五七年这一次不行了,大家觉得别的全好,惟独这个甬道晚会有点令人不能满足;如果能像日本战犯似的在礼堂里组织一次大型晚会,那才过瘾。离着新年还很远,许多人就流露出了这种愿望。到了该着手筹备过年的时候,一些年轻的学委们憋不住了,向所方提出了这个意思。所方表示,倘若有信心,办个大型的也可以,并且说如果能办起来,可以让新调来的三、四两所的蒋介石集团的战犯做观众,把礼堂装得满满的。学委们得到了这样的答复,告诉了各组,于是大家兴高采烈地筹备起来了。

  大家之所以高兴,是因为都想过个痛快的新年,而所方之所以支持,是因为这是犯人们进行自我教育的成功的方法之一。学委会是首先接受了这个思想的。他们早从日本战犯的演出得到了启发。日本战犯每次晚会除了一般的歌舞之外,必有一场戏剧演出,剧本大都是根据日本报刊上的材料自己编的。记得一出名叫《原爆之子》的戏,描写的是蒙受原子弹灾祸的日本人民的惨状,这出戏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给世界人民而且也给日本人民造下的罪行,演到末尾,台上台下是一片控诉声和哭泣声。学委会看出了日本战犯们通过演戏的办法,编剧者、演剧者和观剧者达到了互相教育、互相帮助的效果,决心也要在这次晚会上演出一出这样的戏。学委会的计划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他们很快就把戏的大概内容和剧名都想出来了。一共是两出戏,一出名叫《侵略者的失败》,内容写的是英军侵略埃及、遭到埃及人民的反击而失败的故事,这是一出时事活报剧;另一出是写一个伪满汉奸,从当汉奸到改造的经历,这是一出故事剧,名叫《从黑暗走向光明》。剧作家也有了,这就是溥杰和一个前江伪政权的穆姓官员。事情一决定,他们便马上写起剧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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