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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犯(3)


  回想了一下,就觉出了他们的变化是很明显的。为什么这些身为囚犯的人变得那样高兴,那样生气勃勃?为什么在释放之后,坐在兴安丸上,还带着管理所送他们的那套管弦乐器,流着泪向逝去的中国的海岸吹奏?为什么他们最爱唱“东京——北京”?为什么连每个被判刑的人都在反复地说着:“我感激中国人民!”“我悔恨……”?

  古海这样说,骂过人的这样说,耍过无赖的也这样说。从日本来的信里,常有这样的话:“我从中国知道了应当怎样活着”,“我认识了人生”,“在我踏出人生的第一步时,对于祝福我的身心健康与我握手的所长先生,你那手上的温暖是永不会失去的”

  有几个战犯,从日本报纸、杂志上知道美国军队占领了他们的土地之后,出现了一种叫“胖胖女郎”的妇女职业,这是和我国解放前“吉普女郎”类似的现象,他们恼怒起来,骂那些女人不要脸。有人写信给他的妻子,问她是不是也干了这个。这封信经过检查,被所方管教人员留下来,拿着找到他,十分耐心地说:“你再考虑考虑,这样给妻子写,合适不合适?不用说你问得毫无根据,即使有根据,你也要想一想,这是谁的罪过?难道要叫一个女人负责吗?”这个战犯听了一声不响,突然他把那封信团起来扔在地上,然后抱头大哭起来。

  是的,那些感激中国人民的人,不只是感激中国人民的宽大,他们更感激中国人民给他们认识了真理,明白了许多事情的真相。就像我认识了皇帝是怎么回事似的,他们也明白了军国主义的真相和日本的现实。他们回国之后来信谈到了少年犯罪数字的惊人,谈到了胖胖女郎的命运。在管理所放映过的日本电影《基地的儿童》、《战火中的妇女》都是现实。塞班岛的妇女在刺刀逼迫下走进海水,绝望的母亲用双手把自己刚出生的婴儿举到水面上,这些现实刚过去,美军的基地出现了,美国坦克轧着他们的土地,美军的飞机染污他们的天空,美国大兵奸污他们的妇女,……

  一个回到农村的人,来信沉痛地说:“村中一部分青年变了,有当强盗的,有为了妇女问题而杀人的,有的参加了自卫队,沉溺在酒和妇女的堕落生活中。到了夜晚,如不把门窗关好就不敢安然地入睡。文化方面是腐败的,电影也是诲淫诲盗的多,还有从前时代的戏以及剑道柔道和射击的游戏。儿童做着杀人的游戏,对父母的吩咐也是不大听从。物资应有尽有,可是穷人是没钱买的……”

  他们在中国认识到了真理,他们回去又看到了自己的祖国蒙受灾难的真相,他们一明白了这些道理,就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了。他们到处讲演,讲新中国,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反对复活军国主义,要求独立民主与和平。他们何以如此呢?他们受到许多的限制、监视,但是他们并不畏缩,他们有很多办法对付那些限制。反动派不准他们演出中国的舞蹈,他们就把蒙古舞、扇舞、秧歌舞、红绸舞教给职业歌舞伎座,于是中国的红绸舞和秧歌舞传遍了日本全国各地。他们何以有这些办法呢?力量是哪里来的呢?

  从妹夫们零星的但是兴奋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在日本发生的许多关于归国战犯们的故事,这些故事归结出一个事实:他们到处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他们把真理告诉了人民,人民支持了他们。

  有许多人来信叙述他如何被他的家人、亲友、同乡,以及团体、学校邀请去讲他的监狱生活,讲中国的事情。他们讲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情,讲了强大起来的中国对战争是什么态度,中国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是什么。对他的话,有人怀疑,有人采取保留态度,有人相信。但越来越多的是相信,是肯定,是对于回去的人的信任。对于回去的人,亲美的反动统治者越不喜欢,人民却是越相信他……

  他们一回国便出版了一本书:《三光政策》。那些亲身参与了日本军队在中国暴行的人写下了他们如何在中国土地上制造无人区,如何拿中国人民做细菌武器的试验,如何把活人解剖,……这本书第一版五万册,在一个星期里便卖光了!

  有几位前军人、退伍的将军们,听了他们一位回国的旧同事谈了几年来的生活和感受后,默然良久,最后说:“凭了我们的良知和对你的了解,我们相信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不过,这些话只能是在屋里说。”

  有一个村庄,在听了刚从中国回去的这位同乡说完以后,凡是有什么问题,人们总爱说:“找××去吧。他是我们村里懂得最多的人。”

  有一个村庄,他们的刚刚回来的同乡不大爱说话,只是改变过去在家的习惯,乡亲们很诧异这个人为什么如今这样和善,这样爱帮助别人。当知道了这是在中国发生的变化以后,他成了村中更加有威信的人。

  还有一个村庄,他们拿着“武运长久”的旗子,像欢迎凯旋的将军似地欢迎回国的人。但是这个受欢迎的人,一下了火车,就向他的乡亲们发表了一篇沉痛的演讲,结果人们明白了广岛的灾难原因,都流下了眼泪,“武运长久”的旗子也跌落在地上了……

  有一个母亲,听她被释放回去的儿子讲述了十多年来的生活之后,便问道:“北京在哪里?”儿子告诉了她。她于是发现了褥垫放的不对头,不应当让双脚朝着这个方向,便急忙把褥垫调动过来,叫头朝着北京——那里是真理与希望。这是一个母亲的希望。

  许许多多的战犯家属——他们许多都是朴实的劳动人民,或者具有良知的人。他们从前有不少人给中国政府写过信,要求释放他们的丈夫或儿子,说他们都是无罪的人。后来他们有人要求到中国来看他们的亲人,他们来了,听了亲人们的讲述,有的听了中国人民在法庭上控诉的录音,他们和监狱里的亲人一齐哭了,他们承认了监狱里的人是有罪的,明白了他们是上了军国主义的当。

  日本战犯的变化,犹如我的家族的变化一样,给了我极大的震动。我从这些变化中看出了一个事实:共产党人是以理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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