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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亲属(2)


  解放军刚刚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有许多满族的遗老是不安的,特别是爱新觉罗氏的后人,看了约法八章之后还是惴惴然,惶惶然。住在北京的这些老人,大多不曾在“满洲国”和汪精卫政府当过“新贵”,但也有人并非能够忘掉自己“天潢贵胄”的身份,放弃掉对我的迷信,所以在我当了囚犯之后,他们比旧时代更感到不安,加上每况愈下的满族人口的凋落和自身景况的潦倒,他们的生活是黯淡无光的,对解放军是不曾抱什么“幻想”的。最先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听到东北人民政府给满族子弟专门办了学校,后来又看见有满族代表也走进了怀仁堂,和各界人士一同坐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场上,参加了共同纲领的讨论。接着,他们中间不少人的家里来了人民政府的干部,向他们访问,邀请他们做地方政协的代表,请他们为满族也为他们自己表示意见,请他们为新社会的建设提供自己的才能。在北京,我曾祖父(道光帝)的后人以及惇亲王、恭亲王和醇亲王这三支的子弟,溥字辈的除了七叔家的几个弟弟比较年轻之外,其余都已是六十以上的老人。

  我的堂兄溥伒(字雪斋,惇亲王奕淙之孙、多罗贝勒载瀛之子),擅长绘画、书法和古琴,这时已六十多岁,他没想到又能从墙上摘下原已面临绝响厄运的古琴,他不但自己每星期有一天在北海之滨,能和新朋旧友们沉醉在心爱的古老艺术的享受中,而且也从年轻的弟子身上看见了民族古乐的青春。他当选为古琴研究会的副会长、书法研究会的会长,被邀进了一个区的政协,又是中国画院的画师。溥伒的胞兄弟溥僴也是一位老画家,这时也被聘为北京中国画院的画师,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又挥笔向青年一代传授着中国画。他的亲叔伯兄弟溥修(载濂的次子),是瑞侄的胞叔,他曾做过“乾清门行走”,我在长春时曾委托他在天津看管过房产,后来双目失明,丧失了一切活动能力,生活潦倒无依。解放后,他的经历以及他肚子里的活史料被新社会所重视,聘他为文史馆员。这种文史馆全国各地都普遍设立着,里面有前清的举人、秀才,也有从北洋政府到蒋介石朝代各个时期各个事件的见证人,有辛亥革命以及更早的同盟会举事的参加者,也有最末一个封建宫廷内幕的目击人。经过他们取得了大量的近代珍贵史料,在他们的晚年,也为新社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双目失明的修二哥对生活有了信心,心满意足地回忆着清代史料,想好一段,口述一段,由别人代为记录下来。

  这些已经被新社会视为正常的现象,到了我的心目里却是非常新鲜、印象强烈的新闻。而印象更强烈的,更新鲜的,是我亲眼看到的妹妹们身上的变化。

  半年前,我和北京的弟弟妹妹们通了信,从来信中我就感觉到了我的家族正在发生变化,但是我从未对这种变化认真思索过。在伪满时代,除了四弟和六妹七妹外,其余的弟弟妹妹都住在长春,大崩溃时都随我逃到通化。我做了俘虏之后,曾担心过这些妹妹会因汉奸家属的身份而受到歧视。二妹的丈夫是郑孝胥的孙子,三妹五妹的丈夫一个是“皇后”的弟弟,一个是张勋的参谋长的儿子,全是伪满中校。四妹夫的父亲是清末因杀秋瑾而出名的绍兴知府。这几个妹夫不是伪满的军官,就是伪政权的官吏,只有六妹夫和七妹夫是两个规规矩矩的读书人,不过她们会不会被汉奸头子的哥哥牵累上呢?我心里也没有底。这类的顾虑是同犯们共有的,我的顾虑比他们更大。后来在通信里,才知道这种顾虑完全是多余。弟弟和妹妹同别人一样有就业机会,孩子们和别人的孩子一样可以入学、升学以及享受助学金的待遇,四弟和七妹还是照旧当着小学教师,六妹是个自由职业者——画家,五妹做了缝纫工人,三妹还是个社会活动家,被街道邻居们选做治安保卫委员。尽管她们自己做饭、照顾孩子,但是她们在信中流露出的情绪总是满意的、愉快的。我放了心。现在,我看到了她们,听着她们和自己的丈夫谈起别后经过,使我联想起了过去。

  我还记得五妹夫老万睁着他那双大眼睛问五妹:“你真会骑车了?你还会缝纫?”这是在他接到她的来信后就感到十分惊讶的问题,他现在又拿出来问她了。他的惊讶是有根据的。谁料得到从小连跑也不敢跑,长大了有多少仆妇和使女伺候,没进过厨房没摸过剪刀的“五格格”,居然今天能骑上自行车去上班,能拿起剪刀裁制衣服,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女缝纫工人呢?

  更令我们这位学委会主任惊异的,是他的妻子回答得那么自然:“那有什么稀奇?这不比什么都不会好吗?”

  要知道,假如过去的“五格格”说这样的话,不但亲戚朋友会嘲笑她,就连她自己也认为是羞耻的。那时候她只应该会打扮。会打麻将,会按着标准行礼如仪,而现在,她拿起了剪刀,像个男子一样骑上自行车,过自食其力的生活了。

  三妹的经历比五妹更多一些。日本投降以后,她没有立刻回到北京,因为孩子生病,她和两个保姆一起留在通化。财产是没有了,她恐怕留下的细软财物和自己的身份引人注意,就在通化摆香烟摊,卖旧衣。在这个期间,她几乎被国民党特务骗走,她上过商人的当,把划不着的火柴批发给她。她经过这些不平常的生活,到一九四九年才回到北京。解放后,街道上开会,她不断去参加,因为在东北接触过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她知道些政府的政策,得到了邻居们的信任,被推选出来做街道工作。她谈起来最高兴的一段工作,是宣传新婚姻法……

  这个经历,在别人看来也许平淡无奇,在我可是不小的惊异。她过去的生活比五妹还要“娇贵”,每天只知道玩,向我撒娇,每逢听说我送了别人东西,总要向我打听,讨“赏”,谁料得到,这个娇慵懒散、只知道谢恩讨赏的“三格格”竟会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乍一听来,真是不可思议。但这个变化是可以理解的。我理解她后来为什么那么积极地宣传新婚姻法,为什么她会在向邻居们读报时哭出来,因为我相信她说的这句话:“我从前是什么?是个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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