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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衡量的人(1)


  一九五六年春节后,有一天所长给我们讲完了国内建设情况,向我们宣布了一项决定:

  “你们已经学完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系列的文件,你们从报上又看到了几个大城市私营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的新闻,你们得到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还仅限于是书本上的。为了让理论学习与实际联系起来,你们需要看一看祖国社会上的实况,因此政府不久将要组织你们到外面去参观,先看看抚顺,然后再看看别的城市。”

  这天管理所里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愉快气氛,许多人都感到兴奋,还有人把这件事看做是释放的预兆。而我却与他们不同,我想这对他们也许是可能的,对我则决无可能。我不但对于释放不敢奢望,就是对于抛头露面的参观,也感到惴惴不安。

  这天下午,在花畦边上,我听到有人在议论我所担心的一个问题。“你们说,老百姓看见咱们,会怎么样?”

  “我看有政府人员带着,不会出什么岔子,不然政府不会让咱们出去的。”

  “我看难说,老百姓万一激动起来呢?我可看见过,我是小职员出身的。”这是前伪满兴农部大臣老甫说的,他从前做过张作霖军队里的小粮袜官。“老百姓万一闹起来,政府该听谁的呢?”

  “放心吧,政府有把握,否则是不会让我们去的。”

  这时我们组新任的学习组长,前伪汪政权的外交官老初走了过来,插嘴道:“我想政府不会宣布我们的身份,对不对?”

  “你以为不宣布,人家就不知道?”老元讥笑他,“你以为东北人不认识你就不要紧了?只要东北老百姓认出一个来,就全明白啦!想认出一个来可不难啊!”

  老元的话正说到我心坎上。东北人民从前被迫向“御真影”行礼行了十来年,难道认出我来还费事吗?

  东北人民那样恨我,政府怎么就敢相信他们见了我会不激动呢?如果激动起来,会不会向政府要求公审我?老甫问的也对,到那时候“政府听谁的呢?”

  那时,在我心目中,老百姓是最无知的、最粗野的人。我认为尽管政府和共产党决定了宽大和改造政策,老百姓却是不管这一套的;他们怀着仇恨,发作起来,只会用最粗暴的手段对付仇人。政府那时是不是有办法应付,我很怀疑。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是“牺牲”掉我,以“收民心”。

  许多人都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这次参观,我却终日惴惴不安,好像面临着的是一场灾难。我竟没有料到,我在参观中所看到的人,所受到的待遇,完全与我想象的相反。

  我在参观中看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事,我将在下一节中再说,现在我要先说说那几个最出乎意料的、不可衡量的人物。

  第一个是一位普通的青年妇女。她是当年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现在是抚顺露天矿托儿所的所长。我们首先参观的是抚顺露天矿。矿方人员介绍矿史时告诉了我们这个惨案。

  抚顺露天矿大坑的东部,距市中心约四公里,有一座住着一千多户人家的村镇,地名叫平顶山。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穷苦的矿工。日本强盗侵占了东北,抚顺地区和东北各地一样也出现了抗日义勇军,平顶山一带不断地有抗日军出没活动。一九三三年中秋节的夜里,南满抗日义勇军出击日寇。袭击抚顺矿的一路抗日义勇军在平顶山和日寇遭遇,击毙了日寇杨伯堡采炭所长渡边宽一和十几名日本守备队的队员,烧掉了日寇的仓库。在天亮以前,抗日义勇军转移到新宾一带去了。

  抗日义勇军走后,日本强盗竟然决定用“通匪”的罪名,向手无寸铁的平顶山居民实行报复。第二天,日本守备队六个小队包围了平顶山,一百九十多名凶手和一些汉奸,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挨门挨户把人们赶出来,全村的男女老幼,一个不留全被赶到村外的山坡上。等全村三千多人全聚齐了,日寇汽车上蒙着黑布的六挺机枪全露了出来,向人群进行了扫射。三千多人,大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生病的老人和怀孕的妇女,全倒在血泊里了。强盗凶手还不甘心,又重新挨个用刺刀扎了一遍,有的用皮鞋把没断气的人的肠子都踢出来,有的用刺刀划开孕妇的肚子,挑出未出生的婴儿举着喊:“这是小小的大刀匪!”

  野兽们屠杀之后,害怕人民的报复,企图掩尸灭迹,用汽油将六七百栋房子全烧光,用大炮轰崩山土,压盖尸体,又用刺网封锁了四周,不准外村人通过。以后还向周围各村严厉宣布,谁收留从平顶山逃出去的人,谁全家就要替死。那天白天烟尘笼罩了平顶山,夜里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从此平顶山变成了一座尸骨堆积的荒山。以后,抚顺周围地区流传着一首悲痛的歌谣:

  当年平顶山人烟茂,
  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
  拣起一块砖头,
  拾起一根人骨,
  日寇杀死我们的父母和同胞,
  血海深化永难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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