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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做人?(2)


  操场完工后,学委会决定再美化一下我们的院子,要栽花修树,清除杂草,垫平洼坑,迎接五一节。大家都很高兴地干起来了。我起先参加垫大坑的工作,江看守员说我眼睛不好,恐怕掉到坑里去,便把我的工作改为拔草。我被分配到一块花畦边上,干了一会儿,蒙古人老正走到我身边,忽然一把抢走我手里刚拔下的东西,大叫大嚷起来:“你拔的是什么?呵?”

  “不是叫我拔草吗?”

  “这是草吗?你真会挑,拔的全是花秧子!”

  我又成了周围人们视线的焦点。我蹲在那里,抬不起头来。我真愿意那些花草全部从世界上消失掉。

  “你简直是个废物!”老正拿着我拔的花秧子指着我,继续叫嚷。

  这时江看守员走过来了。他从老正手里接过花秧子,看了看,扔到地上。

  “你骂他有什么用?”他对老正说,“你应该帮助他,教给他怎么拔,这样他下次才不会弄错。”

  “想不到还有人认不出花和草来。”老正讪讪的。

  “我原先也想不到,那用不着说。现在看到了,就要想办法帮助。”

  从前,我脑子里这“想不到”三个字总是跟可怕的结论连着的:“想不到溥仪这样蠢笨——不堪救药!”“想不到溥仪这样虚伪,这样坏——不能改造!”“想不到溥仪有这样多的人仇恨他——不可存留!”现在,我在“想不到”这三个字后面听到的却是:“现在看到了,就要想办法帮助!”

  而且是不止一次听到,不只从一个人口中听到,而且说的还不仅是要对我帮助。

  有一天,我的眼镜又坏了。我经过一番犹豫,最后还是不得不去求大李。

  “请你帮帮忙吧,”我低声下气地对他说,“我自己弄了几次,总也弄不好,别人也不行,求你给修修。”

  “你还叫我伺候你!”他瞪眼说,“我还把你伺候的不够吗?你还没叫人伺候够吗?”说罢,他忿然躲开了我,从桌子的这面转到另一面去了。

  我呆呆地立着,恨不得一下子撞在墙上。

  过了没有两分钟,只见大李从桌子那面又走回来,气哼哼地拿起了我的眼镜说:“好,给你修。不过可要说明,这不是为了别的,不过为了帮助你改造。要不是为了这个,我才没功夫呢!”

  后来,我在休息时间到新成立的小图书室去想独自散散心,在那里碰见了溥杰。我跟他谈起了心事,说到我曾因为家里人们的态度,难过得整夜睡不着觉。他说:“你为什么不跟所方谈谈呢?”我说:“谈什么呢?人们从前受够了我的罪,自然应该恨我。”溥杰说:“我听说所方也劝过他们,应该不念旧恶,好好帮助你。”我这才明白了大李为什么带着气又从桌子那边转回来。

  我那时把帮助分做两类:一类是行动上的,比如像大李给我修眼镜,比如每次拆洗被褥后,别人帮助我缝起来,——否则我会弄一天,影响了集体活动;另一类是口头上的,我把别人对我的批评,放在这类里。所方常常说,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交换意见,进行互相帮助。我很少这样“帮助”人,而且这时也很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总之,尽管大李说他修眼镜的目的是帮助我改造,尽管所方说批评是改造思想的互助形式之一,我还是看不出任何一类的帮助与我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的关系。不但如此,我认为修眼镜、缝被子只能证明自己的无能,换得别人的鄙夷,在批评中也只能更显出我的伤疤和隐痛。不帮助还好,越帮助越做不得人了。

  政府人员每次谈到“做人”,总是跟“改造思想”、“洗心革面”连着的,但我总想到“脸面”问题,总想到我的家族和社会上如何看待我,能否容忍我。我甚至想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即使要把我留在世上,到了社会上也许还是通不过;即使没有人打我,也会有人骂我、啐我。

  所方人员每次谈到思想改造,总是指出:人的行为都受一定思想的支配,必须找到犯罪行为的思想根源,从思想上根本解决它,才不至于再去犯罪。但我总是想,我过去做的那些事是决不会再做了,如果新中国的人容我,我可以保证永不再犯,何须总是挖思想。

  我把“做人”的关键问题摆在这上面:对方对我如何,而不是我自己要如何如何。

  但是所长却是这样说的:如果改造好,人民会给以宽大。改造不好,不肯改造,人民就不答应。事实上,问题在于自己。

  这个事实引起我的注意,或者说,我开始知道一点怎样做人的问题,却是在我苦恼了多少日子之后,从一件小事上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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