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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作孽,不可活”(1)


  问题之严重,还不仅限于此。

  日本战犯的坦白、揭发和东北人民群众的控诉、检举,使我们“一所”激动起来了。尤其是那些年纪轻的人,反应分外强烈。在这种情形下,我遭到了侄子、妹夫和大李的揭发。我陷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仇恨中,其中包括了家族的仇恨。我犹如置身镜子的包围中,从各种角度上都可以看到自己不可入目的形象。

  这是从我们一所的一次全体大会开始的。那天我们参加过日本战犯的学习大会,工作团的人员把我们召集起来,要大家谈谈感想和认识。许多人从日本战犯大会上感染到的激情犹未消失,这时纷纷起立发言,自动坦白出自己的罪行,并且检举了别人。人们检举比较集中的是前伪满司法大臣张焕相。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做过东北讲武堂教育长、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和东北军航空司令。“九一八”事变后,他从关内跑到抚顺老家,千方百计地巴结日本人,给统治者献计献策,上了四十二件条陈,因此,得到了关东军的赏识,并由军政部嘱托爬上司法大臣的位子。他有许多出名的举动,其中一件是他在被起用之前,在家里首先供奉日本神武天皇的神龛,每逢有日本人来找他,他必先跪在神龛前做好姿势等着。另一件是,他曾在抚顺亲督民工修造神武天皇庙,修成后和他老婆每天亲自打扫。在人们的检举声中,他吓得面无人色。后来人们提到他人所以来的种种对抗举动,例如故意糟踏饭菜、破坏所内秩序、经常对看守员大喊大叫,等等,引起了全场人的忿怒。有人向他提出警告,如果今后再不老实,还要随时揭发他,政府也不会饶他。我很怕也被别人这样当场检举,很怕别人也认为我不老实。由于这次检举与认罪,不准彼此透露材料,我怕别人不知道我已做了坦白,觉得有必要在大会上谈谈,表明我的态度。因此,我也发了言。在我讲完了坦白材料之后,刚要说几句结束话,再表明一下认罪决心的时候,不想小固忽然从人丛中站起来,向我提出了质问:“你说了这么多,怎么不提那个纸条呢?”

  我一下怔住了。

  “纸条!小瑞的纸条!”小秀也起来了,“那些首饰珍宝你刚才说是自动交出的,怎么不说是小瑞动员的呢?”

  “对,对,”我连忙说,“我正要说这件事。这是由于小瑞的启发……”

  我匆匆忙忙补充了这件事,而小固、小秀还是怒目相视,好像犹未甘心的样子。幸亏这个大会到此就结束了。

  我回到监房里,赶紧提笔写了一个检讨书给所方。我想到所长知道了一定很生气的,心里不由得埋怨小瑞,于什么把这件事告诉小固和小秀呢?小固和小秀未免太无情了,咱们到底是一家人,你们不跟老万和老润学,竟连大李也比不上!过了不久,我看到了他们写的书面检举材料,才知道家里人的变化比我估计到的还要可怕。

  按照规定,每份检举材料都要本人看过。赵讯问员拿了那堆检举材料,照例地说:“你看完,同意的签字,不同意的可以提出申辩。”

  我先看过了一些伪大臣写的。这都是伪满政权的公开材料,我都签了字。接着便看我的家族写的。我看了不多页,手心就冒汗了。

  老万的检举材料里,有一条是这样写着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晚上我入宫见溥仪。溥正在写一纸条,此时张景惠及武部六藏正在外间屋候见。溥向我出示纸条,内容大意是:令全满军民与日本皇军共同作战,击溃来侵之敌人(苏军)。溥谓将依此出示张景惠等,问我有何见解。我答云:只有此一途,别无他策。

  我心想这可毁了!我原把这件事算在吉冈的账上了。

  大李的检举,更令我吃惊。他不但把我离开天津的详情写了,而且把我写自传前跟他订“攻守同盟”的事情也写上了。

  事情不仅仅是如此。他们对我过去的日常行为——我怎么对待日本人,又怎样对待家里的人——揭露得非常具体。如果把这类事情个别地说出一件两件,或者还不算什么,现在经他们这样一集中起来,情形就不同了。例如老万写的有这么一段:

  在伪宫看电影时,有天皇出现即起立立正,遇有日兵攻占镜头即大鼓掌。原因是放电影的是日本人。

  一九四四年实行节约煤炭时,溥仪曾令缉熙楼停止升火,为的做给吉冈看,但在自己卧室内,背着吉冈用电火取暖。

  溥仪逃亡大栗子沟,把倭神与裕仁母亲像放在车上客厅内,他从那里经过必行九十度和,并命我们也如此。小瑞的检举里有这样一段:

  他用的孤儿,有的才十一二岁,有的父母被日寇杀害后收容到博济总会,前后要来使用的有二十名。工作十七八小时,吃的高粱米咸菜,尝尽非刑,打手板是经常的、最轻的。站木笼、跪铁链、罚劳役……平时得互相监视。孤儿长到十八九岁仍和十一二岁一般高矮。溥仪手下人曾将一名孤儿打死,而他却吃斋念佛,甚至不打苍蝇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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