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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人员来了(2)


  我在这些念头的折磨下,过了十多天寝食不安的日子。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看守员来通知我去谈话。

  我被领进中央甬道里的一间屋子。这间屋子大约有两丈见方。当中有一张大书桌,桌前有个茶几,放着茶碗茶壶和烟灰碟。一位中年人和一位青年坐在桌后。他们示意,让我在茶几旁的椅子上坐下。

  “你叫什么名字?”那中年人问。

  “爱新觉罗·溥仪。”

  他问了年龄、籍贯和性别。那个青年的笔尖,随着我们的谈话“嚓、嚓”地在纸上动着。“你写的坦白材料我们看了,”那中年人说,“想听你当面谈谈。你可以抽烟。”

  就这样开始了。中年的检察员从我幼时问起,问到我被捕。我都说完了,他对我点点头,样子好像还满意。

  “好吧,就谈到这里。以后赵讯问员可能有问题问你。”

  总之,这种讯问的气氛是颇出乎意料的。我心里少了一个问题。

  第二次讯问,当我发现屋里只有赵讯问员一个人的时候,不禁有点失望。我坐在这位讯问员面前,注视着他的年轻的面庞,心中不住地想:他行吗?他弄得清楚吗?他能明白我说的话是真的?他正当血气方刚之年,有没有脾气?如果别人瞎检举我,他信谁的?……

  “有个问题要问你一下,”他打断了我的思路,问起我在伪满时颁布敕令和诏书的手续问题。我照着事实做了回答。在谈到一项敕令时,他问我在颁布前几天看到的,我想不起来了。

  “大概是一两天前,也许,三天,不,四天吧?”

  “不用立刻回答,”他说,“你想想,几时想起几时说。现在谈另一个问题……”

  在这另一个问题上,我又记不起来,僵在那里了。我心里不免暗暗着急:“我又想不起来啦,好像我不肯说似的,他该火了吧?”但是他并没发火,还是那句话:“这且放一边,你想起来再说。”

  后来,我终于对这个年轻人完全服了。

  已不记得那是第几次讯问了。他拿出一份我写的检举材料,放在我面前,问我:“你写的这个检举材料上说,在日本战犯、前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策划下,日本侵略者在一年中掠去东北粮食一千六百万吨。这件事说的太不具体。是一年吗?是哪一年?一千六百万吨的数字怎么知道的?你再详细说说。”

  我怎么能知道呢?这不过是我从同屋的两个伪大臣谈天中无意中听来的,我自然不敢把这件事说出来,只有学一下苏东坡的“想当然耳”,说日寇对东北财富,无不尽力搜刮,粮食是产多少要多少。说到这里,讯问员拦住了我:“东北年产粮食多少,你知道吗?”

  我张口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

  “你这条检举的根据是什么?”

  我看是混不下去了,只好说出了这条马路情报的来源。

  “那么,你相信不相信这个材料?”

  “我,……没什么把握。”

  “哦,连你自己也不信!”讯问员睁大了眼,“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写?”

  我正在呐呐然,不知说什么是好,他却把自来水笔的笔帽套好,收拾着桌上的纸张和书本——有厚厚的伪满的《年鉴》、《政府公报》,显然是不再需要我的答案。这次讯问是他用这句话结束的:“无论对人对己,都要实事求是。”

  我望着这个比我年龄小十几岁的人,没有话说。我从心底承认了他的话。因为我就害怕着别人给我编造和夸大呀。

  我走出讯问室,心底蓦地冒出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个讯问员都是像这小伙子似的认真呢?倘若有一个不是这样,而正巧收到了诬赖我的检举材料,那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答案。同屋的老元后来告诉我们一件同样的经历。他曾按估算写了日本从东北掠夺钢铁的数字,讯问员不相信,给他一支铅笔,叫他算一算生产这些钢铁需要多少矿石,东北各矿年产多少矿石……“他带着东北资源档案哩!”老元最后这样说。

  因此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赵讯问员的桌子上放着那些《年鉴》、《公报》之类的材料。不过工作团为了查证每件材料,使用了几百名调查人员,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跑遍了各地城乡,翻遍了数以吨计的档案,这还是到了我在检察员的总结意见书上签字时才知道的。

  我在年轻的讯问员那里碰了一个钉子,由于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感到高兴,又因自己的愚蠢而担心他把我看做不老实的人。因此我赶紧写了一个自我检讨书给他送去。

  “情形不像很严重。”交出了检讨书,我这样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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