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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人员来了(1)


  从一九五三年末起,我们连着学习了三个月的《帝国主义论》。一九五四年三月,学习结束后,管理所迁回抚顺。过了不久,检察机关的工作团来到管理所,开始了对战犯的调查。

  后来才知道,政府为了这次调查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的罪行,做了很周密的准备,组织了庞大的力量。一大批日本战犯调到抚顺来了。几年前政府人员就准备了大量材料。大约二百名左右的检察工作人员集中起来,事先受到了政策和业务的专门训练。

  日本战犯住在“三所”、“四所”和“七所”里,那边的情形不清楚,我们一所伪满战犯这边三月末开过了一个大会,开始了调查。调查工作——从犯人这方面说是检举与认罪——一直进行到年底,才基本结束。

  在大会上,工作团的负责人员讲了话。他说,你们经过了这几年的学习和反省,现在已经到了认罪的时候了,政府有必要来查清你们的罪行,你们也应该对过去有个正确的认识,交代自己的罪行,并且检举日本帝国主义战犯和其他汉奸的罪行;无论是坦白交代和检举他人,都要老老实实,不扩大、不缩小;政府对你们最后的处理,一方面要根据罪行,一方面要根据你们的态度;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所长同时宣布了监规:不准交换案情,不准跟别的监房传递字条信件,等等。从这天起,每日休息时间各组轮流到院子里去,想跟别组的人会面也办不到了。

  开过大会,各组回到各自的屋子开讨论会,每个人都表示了要彻底坦白、检举,低头认罪,争取宽大。有人说:“我一直在盼这天,只要能审判,就有期限了。”也有的人,比如老宪说了他相信宽大政策,却又神色不安,显然是言不由衷。

  看到老宪面色发灰,我并没什么幸灾乐祸的想法,反而被他传染上了不安的情绪。自从在学习心得里交代了历史关键问题之后,当时我对宽大政策有了信任,现在又觉得政策还没兑现,不知将来处理的时候,是不是仍如所长说过的,对我并不例外。如果像老宪这样一个“军医院长”也值得担心,我这“皇帝”又该如何呢?

  但是,无论如何,最大的问题我都已经交代出来了。我的情形可能跟老宪不同,他也许在考虑是不是交代,而我的问题只能是如何让检察人员相信,我早已就是认了罪的。

  为了取得检察人员的信任,我决定详细而系统地把自己的历史重写一遍,同时把自己知道的日本战犯的罪行尽量写出来。我在小组会上做了这样的保证。

  完全实现这个保证,却不是那么容易。

  我写到伪满末期,写到苏联对日本宣战那一段,想起了一件事。那时我担心日本人在这紧张时机对我怀疑,把我踢开,总想着法儿取宠关东军。在得到苏军宣战消息后的一天夜里,我没经任何人的指点,把张景惠和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叫了来,给他们下了一道口头“敕令”,命他们紧急动员,全力支持日本皇军抵抗苏军的进攻。这件事情我该如何写?不写,这件事难保别人不知,写吧,这件并非日本人授意的举动(那时吉冈正称病不露面),是否会引起检察人员的怀疑,不相信我是处处受着吉冈安直摆布的呢?如果检察人员发生了误会,我所交代的全部历史就变成不可信的了。

  我最后决定,不能写的太多,坏事少写一件不算什么,把这件事也算到吉冈安直的账上去吧。

  写完了,我又考虑写得太少也不好。于是我把能写的尽量写详细。写完了坦白材料,我又尽量地写检举材料。

  材料都交上去了。我等待着检察人员的传讯。

  在等待中,我不住地猜想着审问时候的场面。检察人员跟所方人员一样不一样?凶不凶?是不是要动刑?

  在我脑子里,审问犯人是不可能不厉害的。我在紫禁城和宫内府里对待犯过失的太监、仆役,就向来离不开刑具。

  我怕死,更怕受刑。不用说皮肉受苦,即使有人像我从前对待别人那样打我一顿耳光,也不如死了的好。我曾经认为,住共产党的监狱如果受不到野蛮的虐待是不可能的。进了管理所之后受到的待遇,是出乎意料的。这里不打人、不骂人,人格受到尊重。三年多来,一贯如此,按说我不该再有什么怀疑,可是一想到审问,总还是不放心,因为我认为审问就是审问,犯人不可能跟问官一致,问官不可能相信犯人,结果自然会僵住,自然是有权威的问官要打人,这本是无可非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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