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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从宽(1)


  “我溥仪没有良心。政府给我如此人道待遇,我还隐瞒了这些东西,犯了监规,不,这是犯了国法,这东西本来不是我的,是人民的。我到今天才懂得,才想起了坦白交代。”

  在所长的接待室里,我站在所长面前,低着头。在靠窗的一张桌子上,那四百六十八件首饰,发射着令人惋惜的光彩。假如我的“主动坦白”可以挽救我,假如宽大政策对我有效验的话,那么光彩就让它光彩去吧。

  所长注视了我一阵,点点头说:“坐下来吧!”从这一声里,我听出了希望。

  “你为了这件事,经过了很多思想斗争吧?”所长问。

  我避开了那个纸条,说我一直为这件事心中不安。在我说的那些话里,只有最后一句是真的:“我不敢坦白,我怕坦白了也得不到宽大处理。”

  “那为什么呢?”所长的嘴角上漾着笑意,“是不是因为你是个皇帝?”

  我怔了一下,承认了:“是的,所长。”

  “也难怪你会这样想,”所长笑起来了,“你有你的独特历史,自然有许多独特想法。我可以再告诉你一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说到做到的,不管从前是什么身分,坦白的都可以从宽,改造好的还可以减刑,立功的还可以受奖。事在人为。你这些东西当初没交出来,犯了监规,并且藏在箱底里一年多,如今你既然自己来坦白,承认了错误,这说明你有了悔悟,我决定不给你处分。”

  说罢,他命令门外的看守员去找保管员来。保管员到了,他命令道:“你把那堆东西点收下来,给溥仪开一个存条。”

  我感到太出乎意料了。我连忙站起来:“不,我不要存条。政府不肯没收,我也要献出来。”

  “还是给你存起来吧。你在这里点交。”所长站起来要走,“我早已告诉过你,对我们说来,更有价值的是经过改造的人。”

  我带着四百六十八件首饰的存条,回到了监房。同伴们正开讨论会,讨论着正在学习的《中国怎样降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这本书里的问题。他们看见我回来了,停下讨论,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待遇,庆贺我有了进步。

  “老溥,佩服你!”他们现在已经不叫我溥先生,而是一视同仁地以“老”字相呼了。刚一听到这称呼,我比听叫“先生”更觉着不是滋味,不过今天被他们叫得很舒服。“老溥,从你这件举动上,给了我启发!”“老溥,没看出你真有勇气。”“老溥,我有你这例子,更相信宽大政策了。我向你表示感谢。”等等。

  我这里该补充说明一件事。自从我的衣物自洗自缝以来,我的外形比以前更加狼狈不堪了,而同伴们对我的尊敬也随着“先生”的称呼去了一大半,有人甚至于背后叫起我“八杂市”(哈尔滨从前一个专卖破烂的地方)来。在学习上表现出的无知,也时常引起他们的毫无顾忌的笑声。总之,我明白了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身分。现在他们再三对我表扬,我顿时有了扬眉吐气之感。

  这天休息时,我在院子里听见前伪满驻日大使老元对别人谈论这件事。老元这人心眼极多,可以说眼珠一转就够别人想一天的。这个多心眼的人说出一段话,大大触动了我的心事:“老溥是个聪明人,一点不笨。他争取了主动,坦白那些首饰,做的极对。其实,这种事瞒也瞒不住,政府很容易知道的。政府掌握着我们的材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你们想想报上的那些三反、五反的案子就知道。千百万人都给政府提供材料,连你忘了的都变成了材料,飞到政府手里去了。”

  照他这话说来,我在自传里扯的谎,看来也瞒不住了。

  如果我说了出来,会不会像交出珠宝一样的平安无事呢?一个是政治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能一样对待吗?所长可没说。可是似乎用不着说,犯了法就是犯了法,经济上犯罪也是犯罪,三反、五反案件重的重办、轻的轻办,坦白的从宽,应该全是一样的。

  话是这样说,事情不到临头,我还是下不了决心。跟上回不同的是,报上一出现“宽大”二字,我比以前更加想看个究竟了。

  三反、五反运动接近了尾声,结案的消息多了起来,而且尽是“宽大处理”的。老王是干过“法官”的,我曾跟他研究过报上的那些案件。每次研究,我总在心里跟我自己的事情联系起来,反复考虑,能否援用这项政策。后来所方叫我们写日寇在东北的罪行材料时,我想的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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