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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自传与献“宝”(2)


  当时大家都从学习、值日和生活这三方面,努力表现自己,希图取信所方。我们这个组,在学习方面“成绩”最好的要算我们的组长老王。他原是伪满军法少将,在北平学过几年法政,文化程度比较高,对新理论名词懂得比较快。其他三名“将官”起初跟我一样,连“主观”“客观”都闹不清,可是“进步”也比我快。在开讨论会时,他们都能说一套。最要命的是学完“什么叫封建社会”的专题后,每人要写一篇学习心得(或称学习总结),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领会、感想,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在讨论时,我还可以简单地说一说,知道多少说多少,写心得可就不这么容易了。老实说,这时我对于学习还没感到有什么需要,学习对于我,非但没解决什么认识上的问题,反而让我对于书上关于封建社会的解释感到害怕。例如,封建帝王是地主头子,是最大的地主,这些话都像是对我下判决似的。如果我是最大的地主,那么不但从叛国投敌上说该法办,而且从土地改革的角度上说也赦不了,那不是更没活路了吗?我在这种不安的情绪中,简直连一个字也写不下去。在我勉强安下心东抄西凑地写完这篇心得后,又看了看别人写的,觉得我的学习成绩是决不会使所方满意的。

  到哈尔滨后,我自动地参加了值日,这是惟一可以证明“进步”的地方。在这里,所方再没有人宣布我“有病”,而我也发现这里每间屋的屋角上都有抽水马桶,没有提马桶这个难题了。值日工作只是接递外面送来的三顿饭、开水和擦地铺,我不再感到怵头,当轮到我的时候,就动手干起来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别人服务,就出了一个岔子,在端饭菜的时候,几乎把一碗菜汤全洒在人家头上。因此,以后每逢轮到我,总有人自动帮忙。他们一半是好意,一半也是不甘再冒菜汤浇顶的危险。

  生活上的情形,就更不能跟别人比了。我的服装依旧不整洁,我的衣服依旧靠小瑞给我洗缝。自从所长当众指出我的邋里邋遏以后,我心里总有一种混杂着羞耻和怨恨的感情。我曾试着练习照顾自己,给自己洗衣服,可是当我弄得满身是水,仍然制服不了肥皂和搓板的时候,心中便充满了怨气;而当我站在院里等待小瑞,别人的目光投向我手中待洗的衣袜时,我又感到羞耻。

  交上自传不久,我忽然下定决心,再试一次。我觉得这件事再困难也要干,否则所方看我一点出息都没有,还怎么相信我呢?我以满头大汗的代价,洗好了一件白衬衣。等晾干了一看,白衬衣变成了花衬衣,好像八大山人的水墨画。我对着它发了一阵呆,小瑞过来,把“水墨画”从晾衣绳上拉下来,夹在怀里悄悄地说:“这不是上头干的事,还是给瑞干吧。”

  他的话很顺耳,——我边散步边思索着,不错,这不是我干的,而且也干不好。可是,我不干这个,干什么才能向所方表现一下自己呢?我必须找一件可以干、而且干得出色的事情才行。

  我正苦苦地思索着,忽然旁边几个人的议论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是我五妹夫老万那屋里的几个。他们正谈论着关于各界人民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的事。那时按规定,不同监房的人不得交谈,但听别人的谈话并不禁止。那堆人里有个姓张的前伪满大臣,在抚顺时曾跟我同过屋,他有个儿子从小不肯随他住在伪满,反对他这个汉奸父亲,连他的钱也不要。他现在估计这个儿子一定参加了抗美援朝。他每提起儿子,总是流露出不安的心情,现在又是如此。

  “如果政府还没有没收我的财产,我要全部捐献给抗美援朝。我儿子既然不要,我只好这样。”

  有人笑道:“这岂不是笑话!我们的财产本来就该没收的。”

  “那怎么办呢?”老张愁眉苦脸地说,“也许我那孩子就在朝鲜拚命呢!”

  “你想的太多,毫无根据。”另一个说,“你以为汉奸的儿女可以参军吗?”

  这句话别人听了显然不是味儿,一时都不再做声,可是老张还想他的主意:“咱们随身带的财物,政府并没充公,是代为保存的。我把它捐出去好不好!”

  “那有多一点?”又有人笑他,“除了皇上和总理大臣,谁的东西都值不了多少钱!……”

  这句话把我提醒了。不错,我还有许多珠宝首饰呢,这可是任何人都无法跟我较量的。不说藏在箱子底的那些,就说露在外面的一点也是很值钱的。其中那套乾隆皇帝当太上皇时用的“宝”,就是无价之宝。这是用田黄石刻的三颗印,由三条田黄石链条连结在一起,雕工极为精美。我不想动用藏在箱底的财宝,决定把这三颗印拿出来以证明我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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