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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自传与献“宝”(1)


  我认为写自传是审判的前奏。既然要审判,那就是说生死尚未定局,在这上面我要力争一条活路。

  对于应付审判,我早有了既定的打算。刚到哈尔滨那天,我们走下汽车,还没进入监房,这时侄子小固凑近我,在我耳边悄悄地说:“问起来,还是在苏联那套说法!”我略略点了一下头。

  所谓在苏联的那套说法,就是隐瞒我投敌的行径,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完全善良无辜的、爱国爱民的人。我明白现在的处境与在苏联时不同,我必须编造得更加严密,决不能有一点点漏洞。

  小固那天的话,是代表同他住在一起的侄子们和随侍大李的。那几句话说明了他们早已有了准备,同时也说明了他们对我的忠心,一如往昔。不过要想不出漏洞,光是忠心还不够,我觉得还必须再嘱咐一下。特别是要嘱咐一下大李,因为他是我的自传中最关键的部分——我从天津怎样到的东北——的实际见证人。我从静园溜走前,事先他给我准备的行李衣物,我钻进汽车的后箱后,是他给我盖的箱盖。这些事一旦被泄漏出去,那个土肥原强力绑架的故事就不会有人相信了。

  这件事只能在休息时间,利用我和我的家族合法的见面机会去办。这时情况与以前已经有些不同了,一些年纪较轻的犯人开始干起杂活,如挑水、送饭、帮厨之类。我的家族除了荣源这时已死,黄医生因风湿性关节炎经常休息外,其余都参加了这种服务性的劳动。我在休息时间,不大容易全看到他们,不是这个在帮厨,就是那个在送开水。不过,也有个好处,这就是他们行动比较自由,可以为我传话找人。我就是利用这种便利让小瑞把大李给我悄悄找来的。

  大李来了,恭顺地走近了我,带着听候吩咐的样儿。我压低嗓音问他:“你还记得从天津搬家的事吗?”

  “是说到关外吧?是我收拾的东西,是吧?”

  “如果所方问起我是怎么从天津走的,你就说全不知道。你收拾东西,是在我走后,知道吗?”

  “走后?”

  “对啦,走后,你是听了胡嗣瑗的吩咐,把我用的衣物行车送到旅顺的。”

  大李点点头,表示心领神会,悄悄走了。

  第二天,小瑞在院子里告诉我,大李请他转报,昨天晚上他和所方贾科员谈天,他告诉贾科员我在东北时待底下人很厚道,从不打人骂人。又说我在旅顺时,成天锁门,不见日本人。我听了这话,觉着这个大李做得太过分了,为什么提旅顺的事呢!我叫小瑞告诉他:别多嘴,如果问起旅顺的情形,就说什么也不知道。

  我对大李的忠诚很满意。我对重要的问题有了把握,又向侄子们分别嘱咐过了,这才动手写起我的自传。在这份自传里,我写下了我的家世,写下了西太后如何让我做了皇帝,我在紫禁城如何度过了童年,我如何“完全不得已”地躲进了日本公使馆,我如何在天津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然后是按外界传说写成的“绑架”和“不幸的”长春岁月。记得我在最后是这样结束的:

  我看到人民这样受苦受难,自己没一点办法,心中十分悲忿。我希望中国军队能打过来,也希望国际上发生变化,使东北得到解救。这个希望,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实现了。

  这份自传经过再三地推敲和修改,最后用恭楷缮清,送了上去。从这篇文字上我相信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我是个十分悔罪的人。

  送出自传之后,我又想,仅仅这篇文字还不够,还必须想个办法让政府方面相信我的“诚实”和“进步”才行。怎么办呢?依靠大李他们替我吹嘘吗?这显然不够,最重要的是我自己还必须有实际上的成绩。

  一想到成绩,我不禁有些泄气。自从回国以来,即使火车上的那段不算,抚顺的那段也不算,单说自从到了哈尔滨,我参加了监房内的值日以来,那成绩就连我自己也不满意,更不用说所方了。

  原来犯人们自从听了公安机关的首长和所长的讲话之后,每个人都在设法证明自己有了“觉悟”,都把所谓的“觉悟”看做活命的手段。现在回想起来,感到非常可笑,人们当时竟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好像只要作假做得好,就可以骗得过政府。在我存有这种妄想的时候,最使我引为悲哀的,就是我处处不如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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