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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了家族(2)


  我回到家里人住的那间屋子,觉得分别了半天,就像分别了一年似的。见了面,大家都很高兴。我告诉了他们所长说要我“练一练”的话,大家从这句话里觉出政府似乎不急于处理我的意思,就更高兴了。

  然而家里人并没有让我去练,我自己也不想去练。我只考虑所长那番话的意思,迟早还会叫我们分开,因此必须好好地想出个办法来应付这个问题。我竟没想到,所长给的时间是这样短,才过了十天,我的办法还没想好,看守员就又来叫我收拾铺盖了。

  我决定趁小瑞给我收拾东西的时间,对家族嘱咐几句。因为怕门外的看守员听见,不好用嘴说,就写了一个纸条;又因屋子里这时多了两个汪伪政权的人,所以纸条写得特别含蓄。大意是;我们相处得很好,我走后仍要和衷共济,我对你们每人都很关怀。写罢,我交给溥杰,叫他给全体传阅。我相信他们看了,必能明白“和衷共济”的意思是不要互相乱说。我相信两个汪伪政权的人对我的举动并没有发生怀疑。

  我的侄子又给我抱着铺盖提着箱子,把我送进上次那间屋子,人们又把我的铺盖接过去,安放在那个好地方。跟上次一样,我在炕上坐不住,又抱着胳臂踱了一阵,然后去敲门板。

  还是那个矮墩墩的看守员打开了门。我现在已知道他姓刘,而且对他有了一些好感。这是由吃包子引起的。不久前,我们第一次吃包子,大家吃得特别有味,片刻间全吃光了。刘看守员觉着这件事很新鲜,笑着走过来,问我们够不够。有人不说话,有人吞吞吐吐地说“够了”。他说:“怎么忸忸怩怩的,要吃饱嘛!”说着,一阵风似地走了,过了一会儿,一桶热腾腾包子出现在我们的房门口。我觉得这个人挺热心,跟他说出我的新主意,谅不至于出岔子。

  “刘先生,我有件事……”

  “找所长?”他先说了。

  “我想先跟刘先生商量一下,我,我……”

  “还是不习惯?”他笑了。这时我觉出背后也似乎有人在发笑,不禁涨红了脸,连忙辩解说:“不,我想说的不是再搬回去。我想,能不能让我跟家里人每天见一面。只要能见见,我就觉着好得多了。”

  “每天在院里散步,不是可以见吗?这有什么问题?”

  “我想跟他们在一起说说话儿,所长准许吗?”按照规定,不同监房是不得交谈的。

  “我给你问问去。”

  我得到了准许。从这天起,我每天在院子里散步时都能和家里人见一次面,说一会儿话儿。几个侄子每天都告诉我一点关于他们屋里的事情,所里的人跟他们说了什么,他们也照样告诉我。从接触中,小固还是那样满不在乎,小秀也没什么异样,小瑞仍然恭顺地为我洗衣服、补袜子。

  我所担心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不想新的问题出现了。这就是,过去四十多年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习惯,现在给我带来极大的苦恼。

  四十多年来,我从来没叠过一次被,铺过一次床,倒过一次洗脸水。我甚至没有给自己洗过脚,没有给自己系过鞋带。像饭勺、刀把、剪子、针线这类东西,从来没有摸过。现在一切事都要我亲自动手,使我陷入了十分狼狈的境地。早晨起来,人家早已把脸洗完了,我才穿上衣服,等到我准备去洗脸了,有人提醒我应该先把被叠好;等我胡乱地卷起被子,再去洗脸,人家早洗完了;我漱口的时候,已经把牙刷放进嘴里,才发现没有蘸牙粉,等我把这些事情都忙完了,人家早饭都快吃完了。我每天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忙得昏头胀脑。

  仅仅是忙乱,倒还罢了,更恼人的是同屋人的暗笑。同屋的八个人,都是伪满的将官,有“军管区司令”、“旅长”,也有“禁卫军团长”,他们从前在我面前都是不能抬头的人物。我初到这间屋子的时候,他们虽然不像我的家族那样偷着叫我“上边”,但“你”字还不敢用,不是称我为“先生”,就是索性把称呼略掉,以表示对我的恭敬。这时他们的耻笑虽不是公然的,但是他们那种故做不看、暗地偷看的表情,常常让我感到格外不好受。

  让我感到很不好受的还不仅限于此。我们从到抚顺的第一天起,各个监房都建立了值日制度,大家每天轮流打扫地板、擦洗桌子和倒尿桶。没跟家族分开时,这些事当然用不着我来干。我搬进了新屋之后,难题就来了,轮到我值日那天该怎么办呢?我也去给人倒尿桶?我跟日本关东军订立密约的时候,倒没觉得怎样,而现在把倒尿桶却当成了上辱祖宗、下羞子侄的要命事。幸好所方给我解了围,第二天,所方一位姓贾的干部走来对大家说:“溥仪有病,不用叫他参加值日了!”我听到这句话,犹如绝路逢生,心中第一次生出了感激之情。

  值日的事解决了,不想又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我们正在院子里三三两两地散步,所长出现了。我们每次散步他必定出现,而且总要找个犯人谈几句。这次我发现他注意到了我。他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阵,打量得我心里直发毛。

  “溥仪!”他叫了一声。我从回国之后,开始听别人叫我的名字,很觉不习惯,这时仍感到刺耳,觉得还不如听叫号码好受。来这里的初期,看守员一般总是叫号码的(我的号码是“981”)

  “是,所长。”我走了过去。

  “你的衣服是跟别人一块发的,怎么你这一身跟别人的不一样?”他的声调很和气。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衣服,再看看别人,原来别人身上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而我的却是褶褶囊囊,邋里邋遢:口袋扯了半边,上衣少了一只扣子,膝盖上沾了一块蓝墨水,不知怎么搞的,两只裤腿也好像长短不一,鞋子还好,不过两只鞋只有一根半鞋带。

  “我这就整理一下,”我低声说,“我回去就缝口袋、钉扣子。”

  “你衣服上的褶子是怎么来的呢?”所长微笑着说,“你可以多留心一下,别人怎么生活。能学习别人的长处,才能进步。”

  尽管所长说得很和婉,我却觉得很难堪,很气恼。我这是第一次被人公开指出我的无能,这是我第一次不是被当做尊严的形象而是作为“废物”陈列在众目注视之下。“我成了大伙研究的标本啦!”我难受地转过身,避开“大臣”和“将官”们的目光,希望天色快些暗下来。

  我溜到墙根底下,望着灰色的大墙,心中感慨万千:我这一生一世总离不开大墙的包围。从前在墙里边,我还有某种尊严,有我的特殊地位,就是在长春的小圈子里,我也保持着生活上的特权,可是如今,在这个墙里,那一切全没有了,让我跟别人一样,给我造成了生存上的困难。总之一句话,我这时不是因感到自己无能而悲哀,而是由于被人看做无能而气恼。或者说,我不是怪自己无能,而是怨恨我一向认为天生应该由人来服侍的特权的丧失。我因免于值日而对所方发生的感激之情,这时一下子全消失了。

  这天晚上,我发现了别人临睡时脱下衣服,都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枕头底下,而我却一向是脱下来顺手一团,扔到脚底下的。我想起所长说的话,确有几分道理,应该注意一下别人的长处,——我如果早知道这点的话,今天不是就不会碰到这种难堪了吗?我对伙伴们产生了不满,他们为什么对我这样“藏奸”,不肯告诉我呢?

  其实,那些伪将官们连向我说话还感到拘谨,我既然不肯放下架子去请教,谁还敢先向我指指点点呢?

  我就是这样的在抚顺度过了两个多月。十月末,管理所迁往哈尔滨,我们便离开了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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