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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到死(2)


  吃过这顿早饭之后,不少人脸上的愁容舒展了一些。后来有人谈起,他们从大兵们让出自己的早饭这件事上,觉出了押送人员很有修养、很有纪律,至少在旅途中不会虐待我们。我当时却没有这种想法,我想的正相反,认为共产党人对我是最仇恨的,说不定在半路上就会对我下手,施行报复。就像中了魔一样,我往这上头一想,就觉得事情好像非发生不可,而且就像是出不了这天夜里似的。有的人吃过早饭打起盹来,我却坐立不安,觉得非找人谈谈不可。我要向押送人员尽早地表白一下,我是不该死的。

  坐在我对面的是个很年轻的公安战士。这是我面前最现成的谈话对象。我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最后从他的胸章上找到了话题。我就从“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几个字谈起。“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这是头一次使用“您”字),解放,这两个字意思好极了。我是念佛的人,佛经里就有这意思。我佛慈悲,发愿解放一切生灵……”

  年轻的战士瞪起两只大眼,一声不响地听着我叨叨。当我说到我一向不杀生,连苍蝇都没打过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是令人捉摸不透的。我不由得气馁下来,说不下去了。我哪里知道,这位年轻的战士对我也是同样的摸不着头脑呢!

  我的绝望心情加重了。我听着车轮轧着铁轨的闹声,觉着死亡越来越近了。我离开了坐位,漫无目的地在通道上走着,走到车的另一头,在厕所门边站了几秒钟,又转身往回走。我走到中途,听见旁边的侄子小秀在和什么人低声说话,好像说什么“君主”、“民主”。我忽然站住向他嚷道:“这时候还讲什么君主?谁要说民主不好,我可要跟他决斗!”

  人们全给我弄呆了。我继续歇斯底里地说:“你们看我干什么?反正枪毙的不过是我,你们不用怕!”

  一位战士过来拉我回去,劝我说:“你该好好休息一下。”我像鬼迷了似地拉住这位战士,悄悄对他说:“那个是我的侄子,思想很坏,反对民主。还有一个姓赵的,从前是个将官,在苏联说了不少坏话……”

  我回到座位上,继续絮叨着。那战士要我躺下来,我不得已,躺在椅子上,闭上眼,嘴里仍停不下来。后来,大概是几夜没睡好的缘故吧,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我竟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的清晨。我想起了昨天的事,很想知道被我检举的那两个人命运如何。我站起来寻找了一下,看见小秀和姓赵的还都坐在原来的位子上,小秀神色如常,姓赵的却似乎有点异样。我走近他,越看越觉得他的神色凄惨;他正端详着自己的两手,翻来覆去地看。我断定他自知将死,正在怜惜自己。这时我竟又想起了死鬼报冤的故事,生怕他死后找我算账。想到这里,我身不由己走到他面前,跪下来给他磕了一个头。行过这个“禳灾”礼,我一面往回走,一面嘟嘟囔囔念起“往生神咒”。

  列车速度降低下来,终于停了。不知是谁低低说了一声:“长春!”我像弹簧似地一下子跳起,扑向糊着报纸的窗户,恨不得能钻个窟窿看看。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不远的地方有许多人唱歌的声音。我想,这就是我死的地方了。这里曾是我做皇帝的地方,人们已经到齐,在等着公审我了。我在苏联曾从《实话报》上看到过关于斗争恶霸的描写,知道公审的程序,首先是民兵夹着被审者上场。这时正好车门那边来了两个大兵,让我受了一场虚惊。原来他们是来送早餐稀饭的。与此同时,列车又开动了。

  列车到了沈阳。我想这回不会再走了,我一定是死在祖宗发祥的地方。车停下不久,车厢里进来一位陌生的人,他拿着一张字条,当众宣布说:“天气太热,年纪大些的现在随我去休息一下。”然后念起名单来。我听到那名单里不仅有我,而且里面还有我的侄子小秀,我奇怪了。我今年四十四岁,如果勉强可以算是年纪大的,可是三十几岁的小秀是怎么算进去的呢?我断定,这必是一个骗局。我是皇帝,其他的都是大臣,小秀则是叫我检举连累的,全都完了。我同名单上的人们一起坐进了一部大轿车,随车的也是端冲锋枪的大兵。我对小秀说:“完啦!我带你见祖宗去吧!”小秀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拿名单的那个人却笑道:“你怕什么呀?不是告诉过你这是休息吗?”我没有理他,心里只顾说:“骗局!骗局!骗局!”

  汽车在一座大楼门前停下了,门口又是端着冲锋枪的大兵。一个不带武器的军人迎着我们,领我们进了大门,说了一声:“上楼!”我已经是豁出去了,既然得死,那就快点吧。我把上衣一团,夹在胳臂下就上了楼。我越走越快,竟超过了带头的那位,弄得他不得不赶紧抢到我前面去。到了楼上,他快步走到一个屋门口,示意叫我进去。这是间很大的屋子,当中摆着长桌、椅子,桌上是些水果、纸烟、点心。我把衣服往桌上一扔,随手拿起一个苹果,咬了一口,心里说,这是“送命宴”,快吃快走。我咬了一半苹果,后面的人才陆续到达。片刻间,屋里坐满了人,除了点名来的我们十几个之外,还来了不少穿中山服和军装的人。

  在离我身边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位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开始讲话了。我费劲地咽着嘴里的东西,他的话竟一句也没听见。我好容易吃完那个苹果,便站起来打断了他的话:“别说了,快走吧!”

  有些穿中山装的笑了起来。那讲话的人也笑道:“你太紧张了。不用怕。到了抚顺,好好休息一下,老老实实地学习……”

  听清了这几句话,我怔在那里了。难道是不叫我死吗?这是怎么回事?这时正好带我们来的那人走了过来,手里拿着那张点名的名单,向刚才讲话的那人汇报说,除熙治因病未到外,其余需要休息的都来了。我一听,这更不是瞎猎了。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不顾一切地,上前一把将那个名单抢了过来。这个举动虽然引起了一阵哄堂的笑声,但是我却弄明白了那确实是个名单,不是什么死刑判决书之类的东西。正在这时,张景惠的儿子小张也来了。他是跟另一批伪满战犯首先回国的,他把那一批人的现状告诉了我们,又把一些人的家属情况说了。大家听说先来的一批人都活着,而且家里情况很好,子女们读书的读书,工作的工作,每个人的脸上都放了光。这时我的眼泪有如泉水,汹涌而至……

  固然,我所得到的这种轻松感,历时并没有多久,只不过是从沈阳到抚顺这段路上的一个小时,但它毕竟是起了松弛神经的作用,否则我真会发起疯来的。因为从伯力上火车以后,五天来我想到的只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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