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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到死(1)


  押送伪满战犯的苏联列车,于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到达了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车站。负责押送的阿斯尼斯大尉告诉我,向中国政府的移交,要等到明天早晨才能办。他劝我安心地睡一觉。

  从伯力上车时,我和家里的人分开了,被安置在苏联军官们的车厢里。他们给我准备了啤酒、糖果,一路上说了不少逗趣的话。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他们是在送我去死。我相信只要我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没有命了。

  在对面卧铺上,阿斯尼斯大尉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我睁着眼睛,被死亡的恐惧搅得不能入睡。我坐起来,默诵了几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刚要躺下,站台上传来了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好像走来了一队士兵。我凑近车窗,向外张望,却看不见人影。皮靴步伐声渐渐远去了,只剩下远处的灯光在不祥地闪烁着。我叹了口气,缩身回到卧铺的犄角上,望着窗桌上的空酒杯出神。我记起了阿斯尼斯喝酒时说的几句话:“天亮就看见你的祖国了,回祖国总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你放心,共产党的政权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中国的党和人民气量是最大的。”

  “欺骗!”我恶狠狠地瞅了躺在对面卧铺上的阿斯尼斯一眼,他已经打起鼾来了。“你的话,你的酒,你的糖果,全是欺骗!我的性命跟窗外的露水一样,太阳一出来便全消失了!你倒睡得瓷实!”

  那时在我的脑子里,只有祖宗而无祖国,共产党只能与“洪水猛兽”联系着,决谈不上什么文明。我认为苏联虽也是共产党国家,对我并无非人道待遇,但苏联是“盟国”之一,要受到国际协议的约束,不能乱来。至于中国,情况就不同了。中国共产党打倒了蒋介石,不承认任何“正统”,对于我自然可以为所欲为,毫无顾忌。我在北京、天津、长春几十年间听到的宣传,所谓“共产党”不过全是“残酷”、“凶恶”等等字眼的化身,而且比蒋介石对我还仇恨百倍。我到了这种人手里,还有活路吗?“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曾支配了我十来年,现在我认为“赖活”固然是幻想,“好死”也是奢望。

  我在各种各样恐怖的设想中度过了一夜。当天明之后,阿斯尼斯大尉让我跟他去见中国政府代表的时候,我只想着一件事:我临死时有没有勇气喊一声“太祖高皇帝万岁”?

  我昏头胀脑地随阿斯尼斯走进一间厢房。这里坐着两个中国人,一位穿中山装,一位穿草绿色的没有衔级的军装,胸前符号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个字。他们俩站起身跟阿大尉说了几句话,其中穿中山装的转过身对我打量了一下,然后说:“我奉周恩来总理的命令来接收你们。现在,你们回到了祖国……”

  我低头等着那军人给我上手铐。可是那军人对我瞅着,一动不动。

  “他知道我跑不了的。”一个多小时之后,我这样想着,跟阿斯尼斯走出车厢,上了站台。站台上站着两排持枪的兵,一边是苏联军队,一边是个个都佩戴着那种符号的中国军队。我们从中间走过,上了对面的列车。在这短暂的片刻时间内,我想起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就是由戴这种符号的人消灭的。我现在在他们眼里,大概连个虫子也不如吧?

  进了车厢,我看见了伪满那一伙人,看见了我家里的人。他们规规矩矩地坐着,身上都没有镣铐和绳索。我被领到靠尽头不远的一个座位上,有个兵把我的皮箱放上行李架。我坐下来,想看看窗外的大兵们在干什么,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车窗玻璃都被报纸糊上了;再看看车厢两头,一头各站着一个端冲锋枪的大兵。我的心凉下来了。气氛如此严重,这不是送我们上刑场又是干什么呢?我看了看左近的犯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死灰般的颜色。

  过了不大功夫,有个不带任何武器的人,看样子是个军官,走到车厢中央。“好,现在你们回到祖国了。”他环视着犯人们说,“中央人民政府对你们已经做好安排,你们可以放心……车上有医务人员,有病的就来报名看病……”

  这是什么意思呢?祖国,安排,放心,有病的看病?呵,我明白了,这是为了稳定我们的心,免得路上出事故。后来,几个大兵拿来一大筐碗筷,发给每人一副,一面发一面说:“自己保存好,不要打了,路上不好补充。”我想,看来这条通往刑场的路还不短,不然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早餐是酱菜、咸蛋和大米稀饭。这久别的家乡风味勾起了大家的食欲,片刻间一大桶稀饭全光了。大兵们发现后,把他们自己正要吃的一桶让给了我们。我知道车上没有炊事设备,他们要到下一个车站才能重新做饭,因此对大兵们的这个举动,简直是百思不得一解,最后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反正他们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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