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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崩溃(3)


  十一日晚上九点多,吉冈来了。这时我的弟弟、妹妹、妹夫和侄子们都已先去了火车站,家里只剩下我和两个妻子。吉冈对我和随行的一些随侍们用命令口气说:“无论是步行,或是上下车辆,由桥本虎之助恭捧‘神器’走在前面。无论是谁,经过‘神器’,都须行九十度鞠躬礼。”

  我知道这真到了出发的时候了。我恭恭敬敬地站着,看祭祀长桥本虎之助捧着那个盛着‘神器’的包袱,上了头辆汽车,然后自己进了第二辆。汽车开出了“帝宫”,我回头看了一眼,在“建国神庙”上空,升起了一股火苗。

  在通往通化大栗子沟的路上,火车走了三夜两天。本来应从沈阳走,为了躲避空袭,改走了吉林——梅河口的路线。两天里只吃了两顿饭和一些饼干。沿途到处是日本兵车,队伍不像队伍,难民不像难民。在梅河口,车停下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来到了车上。他向我报告日军打了胜仗,击毁了多少苏军飞机和坦克。但是在吉林站上,我却看到一幅相反的景象:成批的日本妇女和孩子叫嚷着拥向火车,向拦阻她们的宪兵哀求着,哭号着……在站台尽头处,日本士兵和宪兵厮打着……

  大栗子沟是一座煤矿,在一个山弯里,与朝鲜一江之隔,清晨,白雾弥漫着群山,太阳升起之后,青山翠谷,鸟语花香,景色极美,在当时,这一切在我的眼里却都是灰暗的。我住的地方是日本矿长的住宅,有七八间房,这种日本式的房间隔音不好,所以成天闹哄哄的。

  八月十三日到了这里,过了两天惊惶不安的生活,八月十五日日本就宣布投降了。

  当吉冈告诉了我“天皇陛下宣布了投降,美国政府已表示对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给以保证”,我立即双膝跪下,向苍天磕了几个头,念诵道:“我感谢上天保佑天皇陛下平安!”吉冈也随我跪了下来,磕了一阵头。

  磕完头,吉冈愁眉苦脸地说,日本关东军已和东京联系好,决定送我到日本去。“不过,”他又说,“天皇陛下也不能绝对担保陛下的安全。这一节要听盟军的了。”

  我认为死亡已经向我招手了。

  张景惠、武部六藏和那一群“大臣”、“参议”找我来了。原来还有一场戏要演,他们拿来了那位汉学家的新手笔——我的“退位诏书”。我站在犹如一群丧家犬的大臣、参议面前,照着念了一遍。这个第六件诏书的字句已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件事:这篇诏书原稿上本来还有那少不了的“仰赖天照大神之 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可是叫桥本虎之助苦笑着给划掉了。桥本担任过守护天皇的近卫师团长,后来又做了守护天照大神的祭祀长,可算是最了解天皇和天照大神的人了。

  我假如知道,我这时的身价早已降在张景惠那一批人之下,心情一定更糟。日本人在决定我去东京的同时,布置了张景惠和武部六藏回到长春,安排后事。他们到了长春,由张景惠出面,通过广播电台和重庆的蒋介石取得了联系,同时宣布成立“治安维持会”,准备迎接蒋介石的军队接收。他们打算在苏军到达之前,尽快变成“中华民国”的代表。但没有料到苏军来得如此神速,而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军队也排除了日军的抵抗,逼近了城市。苏军到了长春,苏联指挥官对他们说了一句:“等候吩咐吧。”张景惠他们以为维持会被承认了,不禁对苏联又生了幻想,张景惠回家对他老婆说:“行啦,这又捞着啦!”第二天,伪大臣们应邀到达了苏军司令部,等着苏军司令的委派,不料苏联军官宣布道:“都到齐啦,好,用飞机送你们到苏联去!”

  八月十六日,日本人听说在长春的禁卫军已和日军发生了冲突,就把随我来的一连禁卫军缴了械。这时吉冈通知我,明天就动身去日本,我当然连忙点头称是,装出高兴的样子。

  吉冈叫我挑选几个随行的人。因为飞机小,不能多带,我挑了溥杰、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和随侍大李。“福贵人”哭哭啼啼地问我:“我可怎么办呢?”我说:“飞机太小,你们坐火车去吧。”“火车能到日本吗?”我不假思索地说:“火车能到。顶多过三天,你和皇后他们就见着我了。”“火车要是不来接呢?我在这里一个亲人也没有呀!”“过两天就见着了,行了行了!”

  我心乱如麻,反复思索着如何能逃脱死亡,哪还有心顾什么火车不火车呢?

  飞机飞行的第一个目标是沈阳,我们要在那里换乘大型飞机。从通化出发,和我在一起的是吉冈、桥本、溥杰和一名日本神官(随桥本捧“神器”的),其他人和一名日本宪兵在另一架飞机上。这天上午十一时,我先到了沈阳机场,在机场休息室里,等候着那另一架飞机。

  等候了不久,忽然响起了一片震耳的飞机马达声。原来是苏军飞机来着陆了。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走下飞机,立即将机场上的日本军队缴了械。不大的时间,机场上到处是苏联的军人。这是苏军受降的军使来到了。

  由于这个变化,我没有能够到日本去。第二天,便被苏联飞机载往苏联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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