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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以内(4)


  她的死因,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谜。她的病,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但并不认为是个绝症。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诊治。吉冈这时说是要“照料”,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来了。就这样,在吉冈的监督下,日本医生给谭玉龄进行了医治,不料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她便突然死去了。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医生开始治疗时,表现非常热心,在她身边守候着,给她打针,让护士给她输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但是在吉冈把他叫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关上门谈了很长时间的话之后,再不那么热情了,他没有再忙着注射、输血,变成了沉默而悄悄的。住在勤民楼里的吉冈,这天整夜不住地叫日本宪兵给病室的护士打电话,讯问病况。这样过了一夜,次日一清早,谭玉龄便死了。不由我不奇怪,为什么吉冈在治疗的时候,找医生谈那么长时间的话呢?为什么谈过话之后,医生的态度便变了呢?

  我刚听到了她的死讯,吉冈就来了,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吊唁,并且立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我心里越发奇怪,他们怎么预备的这样快呢?

  由于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谭玉龄的生前。在生前她是时常和我谈论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过书,知道不少关于日本人在关内横行霸道的事。自从德王那件事发生后,我有时疑心德王乱说,有时疑心日本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谭玉龄的死,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这些。

  吉冈在谭玉龄死后不久的一个举动,更叫我联想到,即使不是吉冈使了什么坏,她的死还是和关东军有关的。谭玉龄刚死,吉冈就给我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让我挑选。

  我拒绝了。我说谭玉龄遗体未寒,无心谈这类事。他却说,正是因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为我办好这件大事。我只得又说,这确是一件大事,但总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不能草率从事,况且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

  “语言通的,嗯,这是会满洲语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说:“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兴趣上总要合适才好。”

  我拿定了主意,决不要日本妻子,因为这就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了个耳目。但这话不好明说,只得推三阻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

  不想这个“御用挂”,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死皮赖脸,天天纠缠。我怕惹恼他,又不好完全封口。后来,也许是他明白我一定不要日本人,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又拿来了一些旅顺日本学校的中国女学生的相片。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日本人训练好的,跟日本人一样。可是我觉得这样总拖也不是个办法,因为如果关东军硬给我指定一个,我还是得认可。我最后决定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低些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人训练过,也还好对付;而且只要我功夫作好,也会把她训练回来。决定后,我向吉冈说了。

  就这样,一个后来被称做“福贵人”的十五岁的孩子,便成了我的第四名牺牲品。她来了不到两年,也就是她还不到成年的年岁,伪满就垮了台。在大崩溃中,我成了俘虏,她被遣送回长春老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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