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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以内(3)


  我还常常给自己问卜算卦,而且算起来就没完,不得上古之卦,决不罢休。后来我日益害怕关东军害我,发展到每逢吉冈找我一次,我要打卦卜一次吉凶。避凶趋吉,几乎成了支配我一举一动的中心思想。弄得行路、穿衣、吃饭,脑子里也是想着哪样吉,哪样不吉。至于吉凶的标准,也无一定之规,往往是见景生情,临时自定。比如走路时,前面有块砖头,心里便规定道:“从左面走过去,吉祥,从右边,不吉祥。”然后便从左面走过去。什么迈门坎用左腿右腿,夹菜是先夹白先夹绿,真是无穷无尽。婉容也随我入了迷,她给自己规定,对于认为不吉的,就眨巴眨巴眼,或是吐吐唾沫。后来弄成了习惯,时常无缘无故地眨巴一阵眼,或者是嘴里“啐啐啐”连着出声,就像患了精神病似的。

  在我的教育管制之下,我的侄子们——二十左右岁的一群青年,个个像苦修的隐士,有的每天“入定”,有的新婚之后不回家,有的在床头上悬挂“白骨图”,有的终日掐诀念咒,活像见了鬼似的。

  我还每天“打坐”。“打坐”时,不准有一点声音。这时所有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出。我的院子里养了一只大鹤,它不管这套,高起兴来就要叫一下子。我交代给仆人负责,如果鹤叫一声,就罚他五角钱。仆人们被罚了不少钱之后,研究出一个办法:鹤一伸脖子他就打它脖子一下,这样就不叫了。

  因为怕死,所以最怕病。我嗜药成瘾,给了我的家人和仆人不少罪受,也给自己找了不少罪受。我嗜药不仅是吃,而且还包括收藏。中药有药库,西药有药房。我有时为了菜的口味差一些,硬叫扣出厨子几角钱来,但为买些用不着的药品,可以拿出几千元、几万元去向国外订购。我的一些侄子,上学之外要为我管药房、药库。他们和我专雇的医生每天为我打补针,总要忙上几小时。

  从前我在紫禁城里时常“疑病”,现在用不到疑心,我真的浑身是病了。记得有一次例行“巡幸”,到安东去看日本人新建的水力发电站。到了那里,由于穿着军服,还要在鬼子面前撑着架子,走了不多远,我就喘得透不过气来,回来的时候,眼看就要昏过去了,随行的侄子们和医生赶快抢着给我打强心剂和葡萄糖,这才把我抢救过来。

  这种虚弱的身体,加上紧张的心情,让我总觉得死亡迫在眉睫。

  有一天,我到院子里去打网球,走到院墙边,忽然看到墙上有一行粉笔写的字:“日本人的气,还没受够吗?”

  看到这行粉笔字,我连网球也忘记打了,赶紧叫人擦了去。我急忙口到我的卧室,心里砰砰跳个不停,觉得虚弱得支持不住了。

  我怕日本人发现这行粉笔字之后,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在我这“内廷”来个“大检举”,那不定会闹成什么样子。令我更惊慌的是,显然在我这内廷之中,有了“反满抗日分子”。他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写字,就不敢杀我吗?

  由于我整天昏天黑地、神神颠颠,对家庭生活更没有一点兴趣。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有的只是摆设。虽然她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但她们都是同样的牺牲品。

  长时期受着冷淡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现代新中国的青年最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我后来时常想到,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她究竟和文绣不同。在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比封建的身分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而婉容,却看重了自己的“皇后”身分,所以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这块招牌。

  自从她把文绣挤走之后,我对她便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也没有从她嘴里听说过她自己的心情、苦闷和愿望。只知道后来她染上了吸毒(鸦片)的嗜好,有了我所不能容忍的行为。

  “八一五”后她和我分手时,烟瘾已经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

  一九三七年,我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有个必不可少的摆设,我另选了一名牺牲品——谭玉龄,她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和我结婚时是十七岁。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我像养一只鸟儿似地把她养在“宫”里,一直养到一九四二年死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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