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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的破灭(3)


  在这段时间里,我经手“裁可”的政策法令,其中有许多关于日本加紧备战和加强控制这块殖民地的措施,但无论是“第一五年开发产业计划”,还是“产业统制法”,也无论是为适应进一步控制需要而进行的“政府机构大改组”,还是规定日本语为“国语”,都没有比溥杰的结婚更使我感到刺激的。

  溥杰在日本学习院毕业后,就转到士官学校学陆军。一九三五年冬他从日本回到长春,当了禁卫军中尉,从这时起,关东军里的熟人就经常向他谈论婚姻问题,什么男人必须有女人服侍啦,什么日本女人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妻子啦,不断地向他耳朵里灌。起初,我听他提到这些事时不过付之一笑,并没拿它当回事。不料后来关东军派到我身边来的吉冈安直果真向我透露了关东军的意思,说为了促进日满亲善,希望溥杰能与日本女人结婚。我当时未置可否,心里却十分不安,赶忙找我的二妹一起商量对策。

  我们一致认为,这一定是一项阴谋,日本人想要笼络住溥杰,想要一个日本血统的孩子,必要时取我而代之。为了打消关东军的念头,我们决定赶快动手,抢先给溥杰办亲事。我把溥杰找来,先进行了一番训导,警告他如果家里有了个日本老婆,自己就会完全处于日本人监视之下,那是后患无穷的,然后告诉他我一定要给他找一个好妻子,他应该听我的话,不要想什么日本女人。溥杰恭恭敬敬地答应了,我便派人到北京去给他说亲。后来经我岳父家的人在北京找到一位对象,溥杰也表示满意,可是吉冈突然找到溥杰,横加干涉地说,关东军希望他跟日本女子结婚,以增进“日满亲善”,他既身为“御弟”,自应做出“亲善”表率,这是军方的意思,本庄繁大将在东京将要亲自为他做媒,因此他不可再去接受北京的亲事,应该等着东京方面的消息。结果,溥杰只得服从了关东军。

  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溥杰与嵯峨胜侯爵的女儿嵯峨浩在东京结了婚。过了不到一个月,在关东军的授意下,“国务院”便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明文规定: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

  溥杰和他的妻子回东北后,我拿定了一个主意:不在溥杰面前说出任何心里话,溥杰的妻子给我送来的食物我一口也不吃。假若溥杰和我一起吃饭,食桌上摆着他妻子做的菜,我必定等他先下春之后才略动一点。

  后来,溥杰快要做父亲的时候,我曾提心吊胆地为自己的前途算过卦,我甚至也为我的弟弟担忧。我相信那个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是“弟之子继之”这句话。关东军要的是一个日本血统的皇帝,因此我们兄弟两个都可能做牺牲品。后来听说他得的是个女儿,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当时我曾想过,假若我自己有了儿子,是不是会安全?想的结果是,即使真的有了儿子,也不见得对我有什么好处,因为关东军早叫我写下了字据:若有皇子出生,五岁时就必须送到日本,由关东军派人教养。

  可怕的事情并没有就此终结。六月二十八日,即“七七”事变九天前,又发生了一起有关“护军”的事件。

  所谓护军,是我自己出钱养的队伍,它不同于归“军政部”建制的“禁卫军”。我当初建立它,不单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跟我当初送溥杰他们去日本学陆军的动机一样,想借此培养我自己的军事骨干,为建立自己所掌握的军队做准备。我这支三百人的队伍全部都是按照军官标准来训练的。负责管理护军的佟济煦早就告诉过我,关东军对这支队伍是不喜欢的。我对佟济煦的预感,过去一直未能理解,直到出了事情这才明白。六月二十八日那天,一部分护军到公园去游玩,因租借游艇,与几个穿便衣的日本人发生了口角。这时一群日本人一拥而上,不容分说,举手就打。他们被逼急了,便使出武术来抵抗。

  日本人见不能奈何他们,就放出狼狗来咬。他们踢死狼狗,冲出重围,逃回队里。他们没想到,这一来便闯下了祸。过了不大时间,宫内府外边便来了一些日本宪兵,叫佟济煦把今天去公园的护军全部交出来。佟济煦吓得要命,忙把那些护军交日本宪兵带走。日本宪兵逼他们承认有“反满抗日”活动,那些护军不肯承认,于是便遭到了各种酷刑虐待。到这时那些护军才明白过来,这一事件是关东军有意制造的:那些穿便衣的日本人原是关东军派去的,在双方斗殴中受伤者有两名关东军参谋,被踢死的狼狗即关东军的军犬。我听到护军们被捕,原以为是他们无意肇祸,忙请吉冈安直代为向关东军说情。吉冈去了一趟,带口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的三个条件,即:一、由管理护军的佟济煦向受伤的关东军参谋赔礼道歉;二、将肇事的护军驱逐出境;三、保证以后永不发生同类事件。我按照东条的条件一一照办之后,关东军接着又逼我把警卫处长佟济煦革职,由日本人长尾吉五郎接任,把警卫处所辖的护军编制缩小,长武器一律换上了短枪。

  从前,我为了建立自己的实力,曾送过几批青年到日本去学陆军,不想这些人回来之后,连溥杰在内,都由军政部派了差,根本不受我的支配。现在,作为骨干培养的护军已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我便不再做这类可笑的美梦了。

  “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了北京之后,北京的某些王公。遗老曾一度跃跃欲试,等着恢复旧日冠盖,但是我这时已经明白,这是决不可能的了。我这时的惟一的思想,就是如何在日本人面前保住安全,如何应付好关东军的化身——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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