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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的破灭(2)


  日本在东北实行“拓殖移民”政策的时候,在“国务会议”上要通过法案,规定按地价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代价强购东北农田,有些“大臣”如韩云阶等一则害怕造成“民变”,另则自己拥有大量土地,不愿吃亏,因此表示了反对。这时张景惠却出来说话了:“满洲国土地多的不得了,满洲人是老粗,没知识,让日本人来开荒教给新技术,两头都便宜。”提案就此通过了。“两头便宜”这句话于是又被日本人经常引用着。后来,“粮谷出荷”加紧推行,东北农民每季粮食被征购殆尽,有些“大臣”们因为征购价过低,直接损害到他们的利益,在“国务会议”上借口农民闹饥荒,吵着要求提高收购价格。日本人自然又是不干,张景惠于是对大家说:“日本皇军卖命,我们满洲出粮,不算什么。闹饥荒的勒一下裤腰带,就过去了。”“勒腰带”又成了日本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当然,不是对他们自己说的。关东军司令官不断地对我称赞张景惠为“好宰相”,是“日满亲善身体力行者”。我当时很少想到这对我有什么意义,现在有了凌升的榜样,在两者对比之下,我便懂得了。

  “凌升事体”过去了,我和德王的一次会见造成了我更大的不安。

  德王即由日本操纵成立了“内蒙自治军政府”伪组织的德穆楚克栋鲁普。他原是一个蒙古王公。我在天津时,他曾送钱给我,送良种蒙古马给溥杰,多方向我表示过忠诚。他这次是有事找关东军,乘机取得关东军司令官的允许,前来看望我的。他对我谈起这几年的经历和成立“自治军政府”的情形,不知不觉地发开了牢骚,埋怨他那里的日本人过分跋扈,说关东军事先向他许了很多愿,到头来一样也不实现。尤其使他感到苦恼的是自己样样不能做主。他的话勾起了我的牢骚,不免同病相怜,安慰了他一番。不想第二天,关东军派到我这里专任联络的参谋,即以后我要谈到的“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走来板着脸问我:“陛下昨天和德王谈了些什么?”

  我觉得有些不妙,就推说不过是闲聊而已。

  他不放松我,追问道:“昨天的谈话,对日本人表示不满了没有?”

  我心里砰砰跳了起来。我知道惟一的办法就是坚不承认,而更好的办法则是以进为退,便说:“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编排出什么假话来了吧?”

  吉冈虽然再没穷追下去,我却一连几天心惊肉跳,疑虑丛生。我考虑这件事只有两个可能,不是日本人在我屋里安上了什么偷听的机器,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说出了真话。我为了解开这个疑团,费了好大功夫,在屋里寻找那个可能有的机器。我没有找到什么机器,又怀疑是德王成心出卖我,可是也没有什么根据。这两种可能都不能断定,也不能否定,于是都成了我的新魔障。

  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懂得的事就比“凌升事件”告诉我的更多了。我再不跟任何外来人说真心话,我对每位客人都有了戒心。事实上,自从我访日回来发表讲演之后,主动来见的人即逐渐减少,到德王会见之后,更近于绝迹。到了一九三七年,关东军更想出了一个新规矩,即每逢我接见外人,须由“帝室御用挂”在旁侍立。

  进入了一九三七年,我一天比一天感到紧张。

  在“七七”事变前这半年间,日本加紧了准备工作。为了巩固它的后方基地的统治,对东北人民的抗日爱国活动,进行了全面的镇压。一月四日,以“满洲国皇帝敕令”颁行了“满洲帝国刑法”,接着便开始了“大检举”、“大讨伐”,实行了“保甲连坐法”,“强化协和会”,修“警备道”,建“碉堡”,归屯并村。日本这次调来大量队伍,用大约二十个日本师团的兵力来对付拥有四万五千余人的抗日联军。与此同时,各地大肆搜捕抗日救国会会员,搜捕一切被认做“不稳”的人。这一场“大检举”与“大讨伐”,效果并不理想,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夸耀了“皇军”威力和“赫赫战果”之后不到一年,又以更大的规模调兵遣将(后来知道是七十万日军和三十万伪军),举行了新“讨伐”,同时据我的亲信、警卫处长佟济煦告诉我,各地经常有人失踪,好像反满抗日的分子老也抓不完。

  我从关东军司令官的谈话中,从“总理大臣”的例行报告中,向来是听不到什么真消息的,只有佟济煦还可以告诉我一些。他曾经告诉过我,关东军司令官对我谈的“讨伐”胜利消息,不一定可靠,消灭的“土匪”也很难说是什么人。他说,他有个被抓去当劳工的亲戚,参加修筑过一件秘密工程,据这个亲戚说,这项工程完工后,劳工几乎全部遭到杀害,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幸免于难,逃了出来。照他看来,报纸上有一次吹嘘某地消灭了多少“土匪”,说的就是那批劳工。

  佟济煦的故事说过不久,给我当过英文翻译的吴沆业失踪了。有一天溥杰来告诉我,吴是因为在驻东京大使馆时期与美国人有来往被捕的,现在已死在宪兵队。还说,吴死前曾托看守带信给他,求他转请我说情,但他当时没有敢告诉我。我听了,赶紧叫他不要再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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