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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的破灭(1)


  日本自一九三三年初退出国际联盟之后,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扩军备战,特别是加紧了全面侵华的部署和后方的准备。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在华北连续使用武力和制造事变,国民党南京政府步步屈服,签订了出让华北控制权的“何(应钦)(津)协定”、“秦(德纯)(肥原)协定”等密约,听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内蒙自治军政府”等等伪组织的存在和活动,再三地向日本表白“不但无排日之行动与思想,亦本无排日必要的理由”,并且对国人颁布了“效睦邻邦命令”,重申抗日者必严惩之禁令。这样,日本在关内的势力有了极大的加强,人人可以看出,只要时间一到,五省即可彻底变色。我在前面说过,这正是关内关外复辟迷们跃跃欲试的时候,正是我第三次“登极”前后得意忘形的时候。然而,日本在张牙舞爪于关内的同时,它在“满洲国”内也正采取着步步加紧的措施,这些措施终于临到我这“皇帝”的头上。

  在东北彻底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公平地说,汉奸们是得到不少便宜的。例如改帝制,这个措施不仅使复辟迷们得到了一定心理满足,而也成了一次发财的机缘,自郑孝胥以下的大汉奸都得到一笔自五万至六十万不等的“建国功劳金”,总数共为八百六十万元(以后每逢一次大规模的掠夺,如“粮谷出荷”、“献金报国”等等,必有一次“奖金”分给上自“总理大臣”下至保甲长)。我现在不想对日本的各种措施做全面的叙述,只把我恢复祖业思想的幻灭以及深感恐惧的事情说一说。

  按情理说,日本关东军在决定帝制时正式告诉我不是恢复清朝,在“登极”时不准我穿龙袍,在决定“总理大臣”人选时根本不理睬我的意见,我就该明白了我的“尊严”的虚假性,但是我却由于过分“陶醉”,竟没有因此而清醒过来。使我开始感到幻灭滋味的,还是“凌升事件”。

  凌升是清末蒙古都统贵福之子,原为张作霖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古宣抚使署顾问。他是在旅顺的“请愿代表”之一,因此被列入“建国元勋”之内。事件发生时他是伪满兴安省省长。一九三六年春天,他突然遭到了关东军的拘捕。拘捕的原因,据关东军派来的吉冈安直说,他有反满抗日活动,但是据佟济煦听来的消息,却是他在最近一次省长联席会上发过牢骚,以致惹恼了日本人。据说他在这次会上,抱怨日本关东军言行不一,说他在旅顺时曾亲耳听板垣说过,日本将承认“满洲国”是个独立国,可是后来事实上处处受关东军干预,他在兴安省无权无职,一切都是日本人做主。开过这个会,他回到本省就被抓去了。我听到这些消息,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半年前我刚刚与他结为亲家,我的四妹与他的儿子订了婚。我正在犹豫着,是不是要找关东军说说情的时候,新任的司令官兼第四任驻“满”大使植田谦吉先找我来了。

  “前几天破获了一起案件,罪犯是皇帝陛下认得的,兴安省省长凌升。他勾结外国图谋叛变,反对日本。军事法庭已经查实他的反满抗日罪行,宣判了死刑。”

  “死刑?”我吃了一惊。

  “死刑。”他向他的翻译点头重复一遍,意思是向我说清楚。然后又对我说:“这是杀一儆百,陛下,杀一儆百是必需的!”

  他走后,关东军吉冈安直参谋又通知我,应该立刻跟凌升的儿子解除四妹的婚约。我连忙照办了。

  凌升被处决时,使用的是斩首之刑。一同受刑的还有他的几个亲属。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被日本人杀害的显要官员,而且还是刚跟我做了亲家的。我从凌升跟我攀亲的举动上,深信他是最崇拜我的,也是最忠心于我的人,而关东军衡量每个人的惟一标准却是对日本的态度。不用说,也是用这统一标准来看待我的。想到这里,我越发感到植田“杀一儆百”这句话的阴森可怕。

  我由此联想到不久前的一件事。一九三五年末,有一些人为图谋复辟清朝而奔波于关内关外,如康有为的徒弟任祖安,我从前的奏事官吴天培等,引起了关东军的注意。关东军曾就此向我调查。“凌升事件”提醒了我,日本人是不喜欢这类事的,还是要多加小心为是。

  日本人喜欢什么?我自然地联想到一个与凌升命运完全不同的人,这就是张景惠。这实在是日本人有意给我们这伙人看的两个“榜样”。一福一祸,对比鲜明。张景惠之所以能得日本人的欢心,代替了郑孝胥,是有他一套功夫的。这位“胡子”出身的“总理大臣”的为人,和他得到日本人的赏识,可以从日本人传诵他的“警句”上知道。有一次总务厅长官在国务会议上讲“日满一心一德”的鬼道理,作为日本掠夺工矿原料行为的“道义”根据,临末了,请“总理大臣”说几句。张景惠说:“咱是不识字的大老粗,就说句粗话吧:日满两国是两只蚂冷(蜻蜓)拴在一根绳上。”这“两只蚂冷一根绳”便被日本人传诵一时,成为教训“满”籍官员的“警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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