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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做“皇帝”(4)


  总之,还未上岸,我已受宠若惊。我不仅对日本所示之威力深感惊异,我还把这看做是对我的真心尊敬,真心帮助。过去的一些不愉快,只怪自己误会了。

  到了日本东京,裕仁亲自到车站迎接我,并为我设宴。在我拜会他们后他又回拜了我。我接见了日本元老重臣,受了祝贺,又同格仁一起检阅了军队。我还参拜了“明治神宫”,慰问了日本陆军医院那些侵略中国挨了打的伤兵伤官。我到裕仁的母亲那里,献了殷勤。日本报纸曾报道过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说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搀扶了日本皇太后,这和我在长春宫内府中,搀我父亲上台阶有着同样的心情。其实,我还从来没有搀扶过自己的父亲,如果问到我搀扶裕仁的母亲的心情,坦白地说,那纯粹是为了巴结。

  最后一天,雍仁代表他哥哥裕仁到车站向我送别,他致欢送词说:“皇帝陛下这次到日本来,对于日满亲善,是有重大贡献的。我国天皇陛下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这是我的希望。”

  我又十分巴结地回答道:“我对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国民的热诚欢迎,实是感激已极。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的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我对这件事,是抱有确实信心的。”

  临登船出发时,我请担任接待的林权助代向日本天皇和裕仁母亲致谢,这时我居然两眼含满了无耻的眼泪,这样一弄,把那个老头子也给逗哭了。回想起来,我连一点中国人味也没有了。

  日本皇室这次对我的招待,使我头脑更加发热,感到自从当了皇帝之后,连空气都变了味。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逻辑:天皇与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满洲国的地位。日本人对我,当如对其天皇者同。

  在这种昏昏然中,我一回到长春,立即发表了充满谀词的“回銮训民诏书”,同时请来新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南次郎大将,向他发表了我的感想。次日(即四月二十九日),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裕仁的生日的庆祝会,再次日,便急不可待地下谕,把在长春的所有简任职以上的官吏,不论中国人日本人全召来,听我训话,发表访日感想。我在事先完全没有和日本人商议,也没预备讲话稿,到了时候却口若悬河。我讲了访日的经过,绘形绘声地描述了日本天皇对我的招待,讲了日本臣民对我的尊敬。然后大发议论。

  “为了满日亲善,我确信: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我想的实在太天真了。

  我回到长春不到一个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一次例行会见中,告诉我“郑孝胥总理倦勤思退”,需要让他养老,换一位总理大臣。关于日本不满意郑孝胥的事,我已略有所闻,正想找机会赶走他,现在南次郎提出这事,我立时不假思索地说,让郑退休,我完全同意,总理之职可以由臧式毅继任。我以为听了我两次“日满亲善论”的南次郎一定会遵命的,谁知竟碰了钉子,他向我摇头说:“不,关东军已考虑妥了合适的人选,皇帝陛下不必操心,就让张景惠当总理大臣好了。”

  郑孝胥不久前在他主办的“王道书院”里发了一次牢骚。他向听课的人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它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这话惹恼了日本主子,因此就把他一脚踢开。他后来连存在银行里的“建国功劳金”也取不出来,想迁离长春也不得准许,在宪兵队的监视下,只能在家里写写字,做做诗。这个连骨头都被“共管”虫子蛀透了的“诗人兼书法家”,三年之后,终于怀着未遂之愿暴死于长春。他的儿子郑垂也是暴卒的,早于他三年。据传说,他父子都是死于日本人的暗害。即使传闻不确,他的下场也足以打破我的恢复祖业的幻想了,而我到一年之后,即日本全面侵华的前夕,才渐渐明白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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