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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做“皇帝”(2)


  我的头脑还没冷过来,郑孝胥就回来了。他报告说,关东军坚持登极时要穿元帅正装。

  “你是不是交涉过?”

  “臣岂敢不去。这是板垣亲自对臣说的。”

  “这怎么行?”我跳起来,“登极之前要行告天礼,难道叫我穿元帅服磕头祭天吗?”

  “臣再去跟板垣说说。”

  郑孝胥走后,胡嗣瑗过来提醒我,要争的不是服制,更重要的是跟军部说,要任免官吏的决定权。如果这问题解决了,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没什么不好。

  其实胡嗣瑗同我一样,都不明白日本要这个帝制,不过为了使我更加傀儡化,为了更便利于统治这块殖民地。皇帝的名义哪里会给我带来什么权力,我这样的人又哪里会学什么骑射?除了依附在日本关东军的皮靴上,我简直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想。所以后来关东军同意了我穿龙袍去祭天,我也就不再去争什么别的了。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的清晨,在长春郊外杏花村,在用土垒起的“天坛”上,我穿着龙袍行了告天即位的古礼。然后,回来换了所谓大元帅正装,举行了“登极”典礼。这时执政府改称为“宫内府”,我住的地方因要避开日本天皇的“皇宫”称呼,称为“帝宫”。其中的房屋后来除增建了一所“同德殿”之外,其余的只是修缮了一下,楼名依旧未变。登极典礼是在勤民楼举行的。

  那天勤民楼的大厅里铺着大红地毯,在北墙跟用丝帷幕装设成一个像神龛似的地方,中间放一特制的高背椅,上刻有作为徽号的兰花,所谓“御纹章”。我立在椅前,两旁站列着宫内府大臣宝熙、侍从武官长张海鹏、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和金卓、侍卫处长工藤忠、侍卫官熙仑免(熙洽之子)和润良(婉容之兄)等人,以“总理大臣”郑孝胥为首的文武百官列队向我行三鞠躬礼,我以半躬答之。接着是日本大使菱刈隆向我呈递国书和祝贺。这些仪式完了,北京来的宗室觉罗(载、溥、毓字辈差不多全来了),以及前内务府的人又向我行三跪九叩之礼。当然,我是坐在椅子上受礼的。

  关内各地遗老,如陈夔龙、叶尔恺、刘承干、朱汝珍、萧丙炎、章梫、黎湛枝、温肃、汪兆镛等等,都寄来祝贺的表章。上海的大流氓头子常玉清,也寄来奏折向我称臣。

  六月六日,日本天皇的兄弟秩父宫雍仁代表天皇前来祝贺,赠我日本大勋位菊花大缓章,赠婉容宝冠章。

  胡嗣瑗再三提醒我去要的权利一样也未到手,而我已经昏昏然了。七月间,我父亲带着弟、妹们来长春看我。我对他的接待,足可以说明我的自我陶醉程度。

  他到达长春的时候,我派出了宫内府以宝熙为首的官员和由佟济煦率领的一队护军,到长春车站列队迎接。我和婉容则在“帝宫”中和门外立候。婉容是宫装打扮,我是身穿戎装,胸前挂满了勋章。我的勋章有三套:一套是日本赠的;一套是“满洲帝国”的;另一套则是我偷着派人到关内定制的“大清帝国”的。后一套当然不能当着关东军的面使用,只能利用这个机会佩戴。

  我父亲的汽车来了,我立正等着他下了车,向他行了军礼,婉客行了跪安。然后我陪他进了客厅,此时屋内没有外人,我戎装未脱,给他补请了跪安。

  这天晚上,大摆家宴。吃的是西餐,位次排列完全是洋规矩,由我与婉容分坐在男女主人位子上。另外,又按照我的布置,从我进入宴会厅时起,乐队即开始奏乐。这是宫内府的乐队,奏的什么曲子我已忘了,大概是没有做出什么规定,他们爱妻什么就奏什么,反正喇叭一吹起来,我就觉得够味。

  在宴会进行到喝香摈的时候,溥杰按我的布置,起立举杯高呼:“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的家族一起随声附和,连我父亲也不例外。我听了这个呼声,到了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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