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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立密约以后(2)


  “真不是人!”我越听越恨,决心也更大了,便问胡嗣瑗,臧式毅那边说好了没有。

  “他不肯。”

  事实上,臧式毅比我和胡嗣瑗都明白,没有关东军说话,他答应了只有找麻烦。

  郑孝胥知道了臧式毅不敢,就更有恃无恐,居然对我使起当年奕劻对付我父亲的办法,以退为进,向我称病请假了。不过他没料到,我有了东京的好消息,也是有恃无恐的。我看他请假,就看做是个机会,毫不挽留地说:“你也到了养老的时候了。我不勉强你,你推荐个人吧。”

  他的秃头一下子黯然无光了。“臣的意思,是养几天病。”

  “那,也好。”

  郑孝胥一下去,我立即命胡嗣瑗去找减式毅,让他先代理总理职务,以后再找机会去掉郑孝胥。可是过了五天,不等减式毅表示态度,郑孝胥就销假办公了。

  胡嗣瑗知道了郑孝胥已回到国务院,对我叹气说:“他用密约换的国务总理大印,自然是舍不得丢了。”言下颇为辛酸。

  我也有辛酸处,这当然不为总理的那颗印,而是我这执政的权威无论对谁都使不上。这次失败给了我很重要的教训。这是由胡嗣瑗的那句辛酸话启发的。“郑孝胥用密约换得总理大印,密约白白地变成了他的本钱,这真太岂有此理了。密约为什么不能是我的本钱,向日本人换得我的所需呢?”

  我决定等新的关东军司令官到任时,再亲自提出那五项要求。胡嗣瑗拥护这办法,并且提醒我别忘了请日本人撤换郑孝胥。他是自从郑孝胥上台当总理,就耿耿于怀地打了这个主意的。

  这是九月上旬的事。九月中旬,日本新任关东军司令官兼第一任驻“满”大使武藤信义来到了长春。十五日这天,在勤民楼内,武藤与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这就是以那个密约为基础的公开协议。

  因日本国确认满洲国根据其住民之意旨,自由成立而成一独立国家之事实,因满洲国宣言中华民国所有之国际约款,其应得适用于满洲国者为限,即应尊重之。满洲政府及日本政府为永远巩固满日两国间善邻之关系,互相尊重其领土权,且确保东洋之和平起见,为协定如左:

  (一)满洲国将来满日两国间,未另订约款之前,在满洲国领土内,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依据既存之日中两国间之条约协定,其他约款及公私契约所有之一切权利利益,即应确认尊重之。

  (二)满洲国及日本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之领土,及治安之一切之威胁,同时亦为对于缔约国他方之安宁及存立之威胁,相约两国协同当防卫国家之任,为此所要之日本国军驻扎于满洲国内。

  ……

  ①我手头无原件,这是引用《东方杂志》第29卷第4号上的。——作者

  举行完了仪式,喝过了香摈酒,我就急不可待地跟武藤单独进行了会谈。我这时是信心十足的。因为林廷琛和蔡法平不多天前刚从日本回来,他们告诉我,武藤在东京不但已经同意了我的要求,而且连恢复我的尊号都答应予以考虑哩。

  武藤是日本大正时代晋升的陆军大将,做过参谋本部次长。教育总监、军事参议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率日军占领过苏联的西伯利亚。他这次以大将资格来东北,身兼三职——关东军司令长官(从前都是中将衔)、关东厅长官(“九一八”事变前日本设在辽东半岛的殖民总督)和“驻满洲国大使”,到任不久就晋升为元帅,是这块土地上的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满洲国”的太上皇。日本报纸称他为“满洲的守护神”。在我的眼里,这个六十五岁的白发老头,确实像一个神似的那么具有威灵。当他十分有礼貌地向我鞠躬致敬时,我就有了一种得天独厚的感觉。等我把话说完,他很礼貌地回答道:“对于阁下的意见,我必带回去认真地加以研究。”

  他带走了胡嗣瑗写的那几条要求。可是一天一天过去,不见他的研究结果。

  按规定,我每月有三次和关东军司令兼大使会见。十天后,我和他第二次会见时,催问他研究的结果,他仍是说:“研究研究。”

  他每次跟我见面,礼貌总是周到的,向我深深鞠躬,微笑,一口一个“阁下”,并且用一种崇敬神情谈起我的每位祖先,不过就是对我的各项要求绝口不提。如果我把话题转到这方面来,他则顾左右而言他。我被这样置之不理的应付了两次,就再没有勇气问他了。

  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七月武藤去世时为止,我和他每次见面只能谈佛学,谈儒学,谈“亲善”。在这期间,我的权威在任何人眼里都没增加,而他的权威在我心里则是日增一日,有增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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