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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立密约以后(1)


  早在旅顺的时候,郑孝胥就跟本庄繁谈妥了由我出任执政和他出任国务总理的条件。这件事情,郑孝胥直到本庄繁卸任前夕才让我知道。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八日,郑孝胥来到勤民楼,拿出一堆文件来对我说:“这是臣跟本应司令官办的一项协定,请上头认可。”

  我一看这个协定,就火了。“这是谁叫你签订的?”

  “这都是板垣在旅顺谈好的条件,”他冷冷地回答,“板垣跟上头也早说过。”

  “板垣跟谁说过?我就没听他说过。就算他说过,你签字之先也要告诉我呀!”

  “这也是板垣嘱咐的,说恐怕胡嗣瑗他们不识大局,早拿来反而添麻烦。”

  “究竟是谁当家?是你,是我?”

  “臣岂敢。这些协定实在是权宜之计,皇上欲求凭借,岂能不许以条件?这原本是既成事实,将来还可以另订条约,规定几年将权益收回。”

  他说的其实不错,日本在协定中所要的权利,本来是它已到了手的东西。这个协定共有十二条款,另有附则、附表、附属协定,主要内容是:“满洲国”的“国防、治安”全部委托日本旧本管理“满洲国”的铁路、港湾、水路、空路,并可增加修筑旧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设备由“满洲国”负责供应旧本有权开发矿山。资源旧本人得充任“满洲国”官吏旧本有权向“满洲国”移民等等。在这协定中最后规定它将为日后两国间正式条约的基础。郑孝胥说的道理也不错,既然要“凭借”,岂可不付代价?但是尽管事情是如此明白,我却不能不感到气恼。我恼的是郑孝胥过于擅自专断,竟敢任意拿“我的”江山去跟日本人做交易,我也恼日本人的过分讹诈,“皇帝宝座”没给我,反而要去了这么多的东西。

  我在气恼而又无可奈何之下,追认了既成的事实。郑孝胥拿了我签过字的密约去了,胡嗣瑗照例就跟着走了进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立刻气忿地说:“郑孝胥真不像话!陈宝琛早说过他惯于慷他人之慨!他如今竟敢如此擅断!”

  “现在木已成舟!”我颓丧地说。

  “或许并不尽然,且看东京方面的消息吧。”

  许多天以前,我们便知道了关东军司令官将要换人和日本要承认“满洲国”的消息。胡嗣瑗非常重视这件事,照他的看法,日本调换关东军司令官,很可能要改变一点态度,应该乘此机会派人到日本去活动一下。他说,不给日本好处是不行的,像矿山、铁路、资源以及国防都可以叫日本经管,但是在官制方面,任免权必须在我。我采纳了他的主意,并且按他的推荐派出了当过律师的林廷琛和台湾人蔡法平,到东京找他的台湾籍朋友许丙,通过许丙找军部上层人物去活动。林、蔡二人在东京见到了陆军总参谋长真崎甚三郎、前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还有即将继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武藤信义等人,向他们提出了我的具体要求:

  一、执政府依组织法行使职权;
  二、改组国务院,由执政另提任命名单;
  三、改组各部官制,主权归各部总长,取消总务厅长官制度;
  四、练新兵,扩编军队;
  五、立法院克期召集议会,定国体。

  这也是胡嗣瑗为我拟定的。照他的意思,并不指望日本全部接受,只要它同意定国体和由我决定官吏的任免,便算达到了目的。但是条件还是多提一些,以备对方还价。

  过了两天,胡嗣瑗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东京来了好消息。据林、蔡二人的来信说,东京元老派和军部中某些人都同情于我,不满意本庄对我的态度;表示愿意支持我的各项要求。胡嗣瑗说,由此看来,继任的司令官到任后,情形会有变化,我将按规定行使自己的职权,治理自己的国家。但要治理好,非有个听话的总理不能办事。我听他说的有理,便决定把郑孝胥换掉。我和他研究了一下,觉得臧式毅比较合适,如果任命他为总理,他必定会感恩报德,听我指挥的。商量已定,便命胡嗣瑗与许宝衡去找臧式毅谈。

  臧式毅的态度尚在犹豫,郑孝胥的儿子郑垂来了。

  “听说上头派人到东京找武藤信义去了。”他站在我面前,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说罢,盯着我,看我的反应。不用说,他是看出了我不想承认这件事的,于是跟着又说下去:“东京在传说着这件事,说上头打算改组国务院。臣听了,不得不跟上头说说。但愿是个谣传。”

  “你怎么但愿是谣传?”

  “但愿如此。这个打算是办不到的。即使办到了,一切由满人作主,各部长官也驾驭不了。不管是臧式毅还是谁,全办不了。”

  “你要说的就是这个吗?”

  “臣说的是实情……”

  “说完了你就去吧!”

  “是。”

  郑垂走了,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生气。过了一会,胡嗣瑗知道了,又翘起了胡子。“郑氏父子,真乃一狼一狈。郑垂尤其可恨。上回熙洽送来红木家具,他劝上头节俭,无非是嫉妒,怕熙洽独邀天眷,这次他又提防起臧式毅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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