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远书城 > 名人传记 > 我的前半生 >  上一页    下一页
尊严与职权(2)


  这件事情发生后,所谓“内阁制”和“国务会议”的真相,就瞒不住任何人了。

  “国务院”的真正“总理”不是郑孝胥,而是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其实,日本人并不隐讳这个事实。当时日本《改造》杂志就公然称他为“满洲国总务总理”和“新国家内阁总理大臣”。驹井原任职于“满铁”,据说他到东北不久即以一篇题为《满洲大豆论》的文章,得到了东京军部和财阀的赏识,被视为“中国通”。他被军部和财阀选中为殖民地大总管,做了实际上的总理,他眼中的顶头上司当然是关东军司令官,并不是我这个名义上的执政。

  我和郑孝胥是名义上的执政与总理,总长们是名义上的总长,所谓国务会议也不过是走走形式。国务会议上讨论的议案,都是“次长会议”上已做出决定的东西。次长会议又称“火耀会议”,是总务厅每星期二召集的各部次长的会议,这才是真正的“内阁会议”,当然这是只对“太上皇”关东军司令官负责的会议。每次会议有关东军第四课参加,许多议案就是根据第四课的需要拟订的。

  这些事情,后来对谁都不是秘密了,按说我是应该能够清醒过来的,但我却不是这样的人。我身边有个爱说话的胡嗣瑗,由于他的时常提醒,我总也忘不了唯我独尊的身分,更忘不了早在张园就确立的一种思想,即“日本非我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日本人表面上对我的态度,也经常给我一种错觉,使我时常信以为真,认为我毕竟不同于熙洽,日本人不尊重我不行。例如在“协和会”的建立问题上,我就是这样想的。

  我就职一个多月以后的一天,郑孝胥向我做例行报告,提到关东军决定要成立一个政党,定名为“协和党”。这个党的任务是“组织民众协力建国”,培育民众具有“尊重礼教、乐听天命”的精神。我每逢听到有人提到“党”,总有谈虎色变的感觉,因此听了郑孝胥的报告,比听到驹并拍桌子的消息更紧张,连忙打断他的话,播手反对道:“要什么党?要党有什么好处?辛亥亡国不就是‘党’闹的吗?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难道这些你全忘了吗?”郑孝胥搭拉着脸说:“皇上的话很对,可是这是军部决定的。”他以为这句话可以堵上我的嘴了,没想到这次我把这件事看做生命攸关的问题,说什么也不肯同意。我对于他口口声声地说“军部决定的”,早已厌烦之至,不愿意再听,就生气地说:“你不去对日本人说,就给我把他们叫来!”

  郑孝胥走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胡嗣瑗。这位秘书处长对我的做法大加恭维,并且说:“依臣管见,不见得如郑孝胥所说,事事皆军部做主。罗振玉说过,郑孝胥是依恃军部,跋扈犯上。皇上若是向军部据理而争,军部未必敢于专横。何况党之不利于我,犹不利于日本,日本军方焉能不明此理?”

  我听他说得有理,就更有了主意。两天后,关东军第四课的参谋片仓衷、参谋长桥本虎之助、高参板垣征四郎先后来向我做解释,都没有说服我。事情就拖下来了。

  过了三个月,即这年的七月间,我相信我是胜利了。关东军决定不成立“协和党”,只成立一个“协和会”,作为“翼赞”政府的组织。这个会包括所有居民在内,具体地说,凡年满二十岁的男子均为会员,妇女均为其附属的“妇女会”会员,十五至二十岁的青年均为附属的“青年团”团员,十至十五岁的少年为附属的“少年团”团员。

  事实上,关东军把“党”改为“会”,并非是对我有什么让步,而是认为这比弄个不伦不类的政党更便于统治东北人民,通过这样一个网罗一切人口的组织,更便于进行奴化宣传、特务监视和奴役人民。我眼中看不到这样的事实,只觉得日本人毕竟是要听我的。

  有了这样的错觉,就无怪要再碰钉子了。这是订立《日满密约》以后的事。


梦远书城(my285.com)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