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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锁中(3)


  我到旅顺的两个月后,陈宝琛也来了。郑孝胥这时成了关东军的红人,罗振玉眼看就要败在他手里,正当他接近全胜,他和关东军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时候,看见威望超过他的“帝师”出现在大连,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他生怕他这位同乡会引起日本人更大的兴趣,急忙想撵陈回去。所以陈宝琛在旅顺一共住了两宿,只和我见了两面,就被郑孝胥借口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给送走了。

  同时,天津和北京的一些想做官的遗老们借口服侍我,跑到旅顺来,也都被郑孝胥和甘粕正彦挡了驾。就连恭亲王溥伟想见我也遇到拦阻。我过生日的时候,他们再找不到借口,才无可奈何地让一部分人见了我,给我祝寿。其中有宝熙、商衍瀛、沈继贤、金卓、王季烈、陈曾寿、毓善等人,后来在伪满成立时都成了大小新贵。

  当时互相倾轧、你争我夺的不但有遗老,在日本浪人和特务之间也不例外,得势的当然是板垣手下的上角和甘粕这一伙。当过我父亲家里家庭教师的远山猛雄本想到我身边沾沾光,由于不是军部系统的,最后都给上角和甘粕挤走了。

  发生在郑与罗之间的斗争是最激烈的。这是这对冤家最后的殊死战,因此都使用出了全身的力气。罗振玉利用他和板垣。上角利一这些人的势力,对郑孝胥一到东北即行封锁,是他的头一“招”。他自恃有首倡“迎立”之功,相信只要能把我垄断在手,用我这张牌去和日本人谈判,一定可以达到位居首辅的目的。可是他在谈判中,一上来就坚持要大清复辟。日本方面对他这个意见不感兴趣。他跟我一样地不明白,复辟的做法和日本人宣传的“满洲民众要求独立自治”的说法,是配不上套的。这时日本人在国际上十分孤立,还不能把这场傀儡戏立刻搬上台去,因此关东军并不急于定案,暂时仍用什么“自治指导部”、“维持会”等名目支撑着。

  罗振玉认为郑孝胥被他封锁住,其他人更无法靠近我的身边,无从代表我和日本人去说话,他大可用独家经理的身分,不慌不忙地和日本人办交涉。复辟大清和另立国家之争在悬而未决,我和郑孝胥到了旅顺,出乎罗振玉的意外,他对郑孝胥的封锁失了效,关东军方面请郑孝胥去会谈。罗振玉既不知道郑孝胥和东京军部的关系,也想不到郑孝胥在离津之前就认识了上角利一。就像我出宫那年,罗振玉与日本竹本大住的关系变成了郑孝胥的关系一样,这回罗振玉带来的上角也很快变成了郑孝胥的朋友,成了郑与关东军之间的桥梁。

  郑氏父子到了营口、旅顺,和甘粕正彦谈了几次心,关东军因此了解到他父子远比罗振玉“灵活”,不像罗振玉那样非有蟒袍补褂、三跪九叩不过瘾,因此乐于以他为交易对手。郑孝胥被看中了之后,第一次和板垣会面(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旅顺),听到板垣要叫我当“满蒙共和国大总统”,先很惊讶,后来明白了日本军方决不肯给我一顶皇帝帽子,便马上改了主意,由他儿子郑垂出面找军方选中的殖民地总管驹井德三,表示日本如果认为“帝国”称呼不适于这个新国家的话,只要同意他任未来的内阁首揆,一切没有问题,他可负责说服“宣统帝”接受其他的元首称号。顺便说一句,这时抢这个首揆椅子的,却大有人在。不但有罗振玉,还有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人。熙洽几次派人送钱给我,共有十几万元,求我授他“总理”之职。郑孝胥自然很着急,所以忙不迭地叫郑垂从旁抢先递“价码”。驹井德三把这袖筒里来的价码告诉了本庄和板垣,于是郑孝胥便成了奉天关东军司令官的客人。就这样,关东军的第一交易对手由罗振玉变成了郑孝胥。

  自然,这些真相是我在封锁中所看不透的。我所见到的是另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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