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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见土肥原(3)


  我对他的话并不相信。我早听说蒋介石的手腕厉害,有人说他为了和英美拉拢而娶宋美龄,连他的发妻都不要了,根本不讲信义,这种人是专门欺软怕硬的。因为他怕日本人,现在看见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条件都答应下来,等我离开了日本人,大概就该收拾我了。就算他说的都算数,他给了我一个帝号,又哪比得上土肥原答应的帝位呢?他能给我的款子,又怎么比得上整个的东北呢?蒋介石再对我好,他能把江山让给我吗?想到这里,我就不打算再跟高友唐说下去了。

  “好吧,你的话我都知道了,这次谈话可以告一段落。”

  高友唐看我沉思之后说了这么一句,却误认为事情有希望,连忙说:“好,好,您再想想,等过几天我再来。”

  “嗯,再来吧。”

  他满怀希望地走了。后来听说他向我七叔活动之后从北京回来,遇上了“天津事变”,被截在租界外边。等他设法进了日租界,我已经不在静园了。

  那两天里陆陆续续还来了些探听消息的或提出忠告的人,我也收到了不少的来信。人们对我有忠告,有警告,甚至有姓爱新觉罗的劝我不要认贼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我已经被复辟的美梦完全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没有生效。我决定对外不说任何真心话。有个天津小报的记者,叫刘冉公的,也是张园和静园常来的客人,时常在他的报上写文章恭维我,这时跑来打听我有没有出关的意思。他见我极力否认,于是又替我尽了辟谣的义务。他却没想到,就在他的报上登出了为我辟谣新闻的同一天,我登上了去营口的日本轮船。

  在我离津前两天发生的一件事,不可不说。那天我正在唾星喷射之下听着进讲:“勿失友邦之热心,勿拒国人之欢心……此乃英雄事业,决非书生文士所能理解……”

  “不好了!”我的随侍祁继忠,忽然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炸弹!两个炸弹!……”

  我坐在沙发上,吓得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在混乱中,好容易才弄明白,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份礼品,附着一张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欣伯的名片。来人放下了礼品,扬长而去。祁继忠按例检视了礼品,竟在水果筐子里发现了两颗炸弹。

  静园上下惊魂未定,日本警察和日军司令部的军官来了,拿走了炸弹。第二天,吉田翻译官向我报告说,那两颗炸弹经过检验,证明是张学良的兵工厂制造的。

  “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吉田忠告我,“还是早些动身的好。”

  “好!请你快些安排吧。”

  “遵命!请陛下不要对不相干的人说。”

  “不说。我这回只带郑孝胥父子和一两个随侍。”

  那两天我接到了不少恐吓信。有的信文很短,而措词却很吓人。有一封只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更惊人的,是祁继忠接到了一个电话。据祁继忠说,对方是维多利亚餐厅的一个茶房,他警告我这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到那里打听我。这个关心我的朋友还说,他见那些形迹可疑的人,好像衣服里面藏有电刀。更奇的是,他居然能认出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

  那个茶房是怎样的人,我已说不清了,关于祁继忠这人,我却永远忘不了他。他是我从北京带到天津的男仆,宫里遣散太监后,他来到宫里,那时候还是个少年,很受我的宠信。在天津时代,他是我最喜欢的随侍之一,在伪满时,我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培养。可是后来,我发现了他竟是“内廷秽闻”中的人物,那时正巧听说他在日本和同学吵架,我就借了个破坏日满邦交的题目,请日本人把他开除出了学校。后来他经日本人介绍到华北当上伪军军官,以后又摇身一变成了华北伪军少将,解放后因反革命案被镇压。我离开天津去东北,他是随我同去的三个随侍之一,我的举动他无一不知。我到很晚才明白过来,日本人和郑孝胥对我当时的动静那么清楚,对我的心情掌握的那么准确及时,而演给我看的那出戏——虽然演员们演的相当笨拙——效果又是那么好,祁继忠实在是个很有关系的人。

  紧接着炸弹、黑信、电话而至的,是“天津事件”的发生。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对华界大肆骚扰(这也是土肥原导演的“杰作”),日租界宣布戒严,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静园门外开来担任“保护”之责的铁甲车。于是静园和外界也隔绝了。能拿到通行证的,只有郑氏父子二人。

  后来我回想起来,土肥原这样急于弄我到东北去,如果不是关东军少壮派为了急于对付他们内部的反对派,或其他别的原因,而仅仅是怕我再变了主意的话,那就把外界对我的影响估计得太高了。事实上,不但我这时下定决心,就连陈宝琛影响下的胡嗣瑗、陈曾寿等人,态度上也起了变化。他们不再坚持观望,开始打算主动和日本进行接触。不过他们仍怕军人靠不住,认为还是找日本政府的好。这些人的变化,和我一样是既怕错过机会,又怕羊肉没吃成反而惹上一身膻。对于和日本人交涉的条件,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当上大官,因此主张“用人权”必须在我,至于什么民族荣誉、经济利权等等,是完全可以当做换取自己地位的代价送出去的。陈曾寿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立刻递上了这样一个奏折:

  奏为速赴机宜,以策万全,恭折仰祈圣鉴事。今日本因列强反对而成僵局,不得不变动东三省局面以自解于列强,乃有此劝进之举,诚千载一时之机会。遇此机会而无以赴之,则以后更有何机之可待?惟赴机若不得其宜,则其害有甚于失机者。今我所以自处之道,可两言而决:能与日本订约,酌让路、矿、商务之利,而用人行政之权,完全自主,则可以即动,否则万不可动,如是而已。现报纸喧腾,敌人疑忌,天津已有不能安处之势。欲动则恐受赚于日本,欲静又失此良机,进退两难,惟有请皇上密派重臣径赴日本,与其政府及元老西园寺等商洽,直接订约后再赴沈阳,则万全而无失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圣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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