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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意见分歧(1)


  还不等静园里商量出一致意见来,日本驻津总领事馆的后藤副领事,第二天便找上了门。他们对我去日本兵营的事全知道了。总领事馆表示,他们对我的心情和处境是完全理解的,但我最好是慎重从事,现在不要离开天津;他们负有保护的责任,不得不作这个劝告。

  从这天起,这位后藤副领事不是直接来见我,就是找陈宝琛舅甥或是郑孝胥父子,进行劝阻。另方面,日本驻屯军的通译官吉田,却一再向我宣传,说日本军方决心支持我上台,我最好立刻动身出行。

  这时我对于日本军政双方有了新的看法,和陈宝琛那一伙人的看法有了分歧。陈宝琛一向认为文人主政是天经地义,所以他只肯联络日本芳泽公使,他的外甥只肯和领事馆以及东京的政友会人物来往。这时他坚决主张,如果东京方面没有表示,千万别听军人们的话。我的看法则不同,认为现在能决定我的命运的不是日本政客,而是军人。我并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解和情报,我是从当前摆着的事实上看出来的。我看到日本人一方面在外交上宣称,准备和南京政府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纠纷”,另方面关东军却一路不停地前进,攻击退却着的中国军队。我那时虽然还不太明白,这和蒋介石、汪精卫们一边嚷着抵抗,一边把国土让给敌人,原都是用以欺世的两面手法,但我能看出决定问题的还是日本军人。陈宝琛指出国际列强的暧昧态度可虑,这也和我的感觉不同。我去过日本兵营后不多天,英国驻津军队司令官牛湛德准将忽然来到静园访问。他对“九一八”事变给我造成的机会,表示了“私人的祝贺”,并且说:“如果陛下能在伟大的满洲重新登极,陛下的仆人牛湛德,愿意充当龙旗下的一名士兵。”这话使我更加相信郑孝胥说的英方袒日的消息。牛湛德来访之后,庄士敦也突然和我久别重逢,据他说这回是代表英国外交部,来办理废款和归还威海卫的余留问题,顺便前来看望看望我。他为我的“前途”表示高兴,同时请我为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书稿作一篇序文,他说,他将在这书的最末添上一章,叫做“龙归故里”。

  刘骧业和佟济煦先后从东北带来的消息,对我也是一种鼓舞。佟济煦先回来说,他和沈阳的遗老袁金销等人见了面,都认为时机已至,不必迟疑。接着刘骧业也来了,虽然他没有能见到内田康哉和本庄繁,这有点令人失望,但他见到了板垣和金梁,证实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并不是骗人的。金梁对他表示的尤其乐观:“奉天一切完备,惟候乘舆临幸。”他也去过吉林,证实罗振玉说的不错,日本军队已控制了全省,熙洽等人随时准备响应复辟。

  除了这些之外,当时出现的一些谣言也在促使我急于动身。那时天津的新闻界消息非常灵通,我去日本兵营的事,很快就传到了社会上,有的报纸甚至报道了我已乘轮到了东北。与此同时,不知从哪里传来谣言,说中国人要对我有不利的举动。因此我更觉得不能在天津呆下去了。

  我派郑垂去拜会日本总领事桑岛,说既然时机不至,我就不一定一直去奉天,不妨先到旅顺暂住,这总比在天津安全一些。桑岛立刻表示,到旅顺去也不必要。他叫郑垂转告我,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也不同意我现在动身,内田是日本政界的老前辈,日本军部对他也是尊重的,因此还是慎重从事的好,至于安全,他愿负完全责任。最后说,他要和驻屯军司令官香椎交换一下意见。第二天,副领事来找郑垂说,桑岛和香椎商量过了,意见一致,都不主张我现在离开天津。

  我听了这消息觉得非常胡涂,为了弄清真相,不得不把那位司令部的通译官请来。不料吉田的回答却是,所谓总领事和司令官的会商,根本没这么回事,香椎司令官主张我立刻随上角利一走。他给我出了个主意,由我亲笔写信给司令部,把坚决要走的态度告诉他。我在胡里胡涂中写了这封信。可是不知怎么弄的,日本总领事又知道了,连忙来找陈宝琛、郑孝胥探听有没有这回事,那封信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对日本军政两界的这种摩擦非常生气,可是又没什么办法可想。这时二次去东北的刘骧业来了信,说是探得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的真正意思:现在东北三省尚未全部控制,俟“三省团结稳固,当由内田请上临幸沈阳”。既然决定命运的最高权威有了这样的表示,我只好遵命静候。

  从那以后,我多少明白了一点,不仅天津的领事馆与驻屯军之间意见分歧,就连关东军内部步调也不太一致。我对某些现象不由得有些担心:前恭亲王溥伟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祭祀沈阳北陵,辽宁省出现了“东北地方维持会”的组织,旧东北系重要人物减式毅在受着关东军的“优待”,前民国执政段祺瑞的行踪消息,又出现于报端,传闻日本人要用他组织北方政权。假如我当时知道日本人曾一度想用段祺瑞,又一度要用“东北行政委员会”的空架子,又一度要用溥伟搞“明光帝国”(这是很快就知道的),以及其他的一些可怕的主意,我的心情就更加难受了。

  我给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暂不出行”的答复之后,度日如年地等着消息。在等待中,我连续发出“谕旨”,让两个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侄子宪原、宪基到东北宣抚某些蒙古王公,赏赐首先投靠日本占领军的张海鹏、贵福等人以美玉。我根据日本武官森纠的请求,写信给正和张海鹏对抗的马占山和具有民族气节的另一些蒙古工公,劝他们归降。我封张海鹏为满蒙独立军司令官,马占山为北路总司令,贵福为西路总司令,赐宪原、宪基等以大佐军衔。我预备了大批写着各种官衔的空白封官谕旨,以备随时填上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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