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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静的“静园”(1)


  一九二九年七月,我从日租界官岛街的张园,迁到协昌里的“静园”。这是租的安福系政客陆宗舆的房子,原名“乾园”,我给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层用意的。

  北伐后,国民党的势力伸到了北方,和我有交情的军阀纷纷垮台,被我寄托过希望的东三省,宣布“易帜”。张园上下因此一度感到一片悲观失望。一部分遗老门客作鸟兽散了,和我厮守着的近臣们,除了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之外,几乎再没有别人谈论什么复辟。像陈宝琛这样的人,从前嘴边上挂着的“天与人归”、“卧薪尝胆”的话,也不说了。人们惟一考虑的问题,是得到了江山的新王朝,将会怎样对待我这个末代皇帝。我自己陷入了深沉的忧虑之中。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继续多久。我们很快就看到,五色旗才摘下来,打着青天白日旗的人又彼此厮杀起来,今天甲乙联合反丙,明天乙丙又合作倒甲,情形和从前并没有什么两样。蒋介石所达到的“统一”,越看越不像那么回事,蒋介石脚底下的江山,越看越不像料想中的那么稳固。张园有了绝路逢生之感,不免渐渐重温旧梦,觉得“定于一”的大业,似乎仍然非我莫属。不但遗老和门客们后来恢复了这个论调,就连每周“进讲”时局的日本参谋们,也不避讳这种观点。我把新居取名“静园”的意思,并非是求清静,而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

  静园里日日望着,月月盼着。一九三一年的夏天,真盼来了消息。

  “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在日本东京“学习院”读书的溥杰正待回国度假,忽然接到鹿儿岛来的一封信。鹿儿岛驻军某联队的吉冈安直大队长,曾经是天津日军司令部的参谋,常到张园来讲说时局,与溥杰也认识,这时他向溥杰发出邀请,请溥杰到鹿儿岛做几天客,然后再回国。溥杰应邀到了鹿儿岛,受到了吉冈少佐夫妇的殷勤招待。到了告别的时候,吉冈单独对溥杰神秘而郑重地说:“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的很不像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七月十日溥杰到了天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七月二十九日,日本华族水野胜邦子爵前来访问,在郑孝胥和溥杰的陪侍下,我接见了他。在这次平常的礼貌的会见中,客人送了我一件不平常的礼物:一把日本扇子,上面题着一联诗句:“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

  原来溥杰回国之前,水野子爵亲自找过他,接洽送扇子的事,因此,溥杰明白了这两句诗的来历,并且立即写信报告了我。这是发生在日本南北朝内乱中的故事。受控制于镰仓幕府的后醍醐天皇,发动倒幕失败,被幕府捕获,流放隐歧。流放中,有个武士把这两句诗刻在樱树干上,暗示给他。后来,这位日本“勾践”果然在一群“范蠡”的辅佐下,推翻了幕府,回到了京都。以后即开始了“建武中兴”。水野说的故事到此为止,至于后醍醐天皇回京都不过三年,又被新的武士首领足利尊氏赶了出来,他就没再说。当然,那时我也不会有心思研究日本历史。重要的是,这是来自日本人的暗示。那时正当“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东北局势日益紧张,我的“重登大宝”的美梦已连做了几天晚上。这时来了这样的暗示——无论它是出于单纯的私人关怀,还是出于某方的授意——对我说来,事实上都是起着行动信号的作用。

  “九一八”前后那几天的静园动态,郑孝胥日记里留下了一些记载:

  * * *

  乙亥初六日(九月十七日)。诣行在。召见,商派刘骧业、郑垂往大连……

  丙子初七日(九月十八日)。诣行在。召见,咨询出行事宜。

  丁丑初八日(九月十九日)。日本《日日新闻》送来号外传单云:夜三时二十三分奉天电云:中日交战。召见刘骧业、郑垂,命刘骧业先赴大连。作字。遇韬庵(陈宝琛),谈预料战事恐复成日俄之战。午原(刘骧业)来,求作书二纸,遗满铁总裁内田及日军司令本庄。大七(郑垂)往行日领馆。云:昨日军已占奉天,华军自退,长春亦有战事……

  戊寅初九日(九月二十日)。诣行在。进讲。报言日军据沈阳,同时据长春、营口、安东、辽阳。东三省民报送致十八号,报中毫无知觉……

  己卯初十日(九月二十一日)。诣行在。进讲。蒋介石返南京,对日本抗议,张学良令奉军勿抵抗……佟揖先(济煦)来,自言欲赴奉天,谋复辟事。余曰: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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