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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生活(3)


  胡嗣瑗说的“俯临剧场”,是指我和婉容到开明戏院看梅兰芳先生演《西施》的那一次。他老先生在戏园里看见了我,认为我失了尊严,回来之后就向我辞职。经我再三慰留,以至拿出了两件狐皮筒子赏他,再次表示我从谏的决心,他才转嗔为喜,称赞我是从谏如流的“英主”,结果双方满意,了事大吉。这次由中原公司理发引起的辞职,也是叫我用类似办法解决的。我初到天津那年,婉容过二十整寿生日的时候,我岳父荣源要请一洋乐队来演奏,遗老丁仁长闻讯赶忙进谏,说“洋乐之声,内有哀音”,万不可在“皇后千秋之日”去听。结果是罢用洋乐,丁仁长得到二百块大洋的赏赐。以物质奖赏谏臣,大概就是由这次开的头。

  从此以后,直到我进了监狱,我一直没有在外面看过戏,理过发。我遵从了胡嗣瑗的意见,并非是怕他再闹,而确实是接受了他的教育,把到戏园子看戏当做有失身份的事。有一个例子可证明我的“进步”。后来有一位瑞典王子到天津,要和我见面,我因为在报上看见他和梅兰芳的合照,便认为他失了身分,为了表示不屑,我拒绝了他的要求,没和他见面。

  陈宝琛一派的胡嗣瑗、丁仁长这些遗老,到了后期,似乎对于复辟已经绝望,任何冒险的想法都不肯去试一试,这是他们和郑孝胥、罗振玉等不同之处,但他们对于帝王的威严,却比郑孝胥等人似乎更重视,这也是使我依然信赖这些老头子的原因。尽管他们的意见常常被我视为迂腐,遇到他们有矢忠表现的时候,我总还采纳他们的意见。因此在那种十分新奇的洋场生活中,我始终没忘记自己的身分,牢固地记住了“皇帝”的“守则”。

  一九二七年,康有为去世,他的弟子徐良求我赐以谥法。按我起初的想法,是要给他的。康在去世前一年,常到张园来看我,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曾泪流满脸地给我磕头,向我叙述当年“德宗皇帝隆遇之思”,后来他继续为我奔走各地,寻求复辟支持者,叫他的弟子向海外华侨广泛宣传:“欲救中国非宣统君临天下,再造帝国不可”。他临死前不久,还向吴佩孚以及其他当权派呼吁过复辟。我认为从这些举动上看来,给以谥法是很应当的。但是陈宝琛出来反对了。这时候在他看来,分辨忠奸不仅不能只看辫子,就连复辟的实际行动也不足为据。他说:“康有为的宗旨不纯,曾有保中国不保大清之说。且当年忤逆孝钦太皇太后(慈禧),已不可赦!”胡嗣瑗等人完全附和陈宝琛,郑孝胥也说光绪当年是受了康有为之害。就这样,我又上了一次分辨“忠奸”的课,拒绝了赐谥给康有为。据说后来徐良为此还声言要和陈、郑等人“以老拳相见”哩。

  一九三一年,文绣突然提出了离婚要求,在得到解决之后,遗老们还没有忘记这一条:要发个上谕,贬淑妃为庶人。我自然也照办了。

  说起文绣和我离婚这一段,我想起了我的家庭夫妇间的不正常的生活。这与其说是感情上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由于张园生活上的空虚。其实即使我只有一个妻子,这个妻子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思。因为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老实说,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是平等的夫妇,在我,夫妇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这里是文绣在宫里写的一篇短文,这篇短文中多少流露出了她当时的心情:

  哀苑鹿

  春光明媚,红绿满园,余偶散步其中,游目骋怀,信可乐也。倚树稍憩,忽闻囿鹿,悲鸣宛转,俛而视之,奄奄待毙,状殊可怜。余以此鹿得入御园,受恩俸豢养,永保其生,亦可谓之幸矣。然野畜不畜于家,如此鹿在园内,不得其自由,犹狱内之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也。庄子云: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愿其死为骨为贵也。

  * * *

  文绣从小受的是三从四德的教育,不到十四岁,开始了“宫妃”生活,因此“君权”和“夫权”的观念很深。她在那种环境中敢于提出离婚,不能说这不是需要双重勇敢的行为。她破除万难,实现了离婚的要求,离婚之后,仍受到不少压力。有人说,她提出离婚是受了家里人的教唆,是为了贪图一笔可观的赡养费。事实上,她家里的人给她精神上的迫害不见得比外来的少。据说她拿到的五万元赡养费,经过律师、中间人以及家里人的克扣、占用、“求助”,剩不了好多,而她精神上受的损害更大。她的一个哥哥曾在天津《商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给她,其中竟有这样的话:

  我家受清帝厚恩二百余载,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慢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汝随侍逊帝,身披绫罗,口餍鱼肉,使用仆妇,工资由账房开支,购买物品物价由账房开支,且每月有二百元之月费,试问汝一闺阁妇女,果有何不足?纵中宫待汝稍严,不肯假以辞色,然抱衾与调,自是小星本分,实命不犹,抑又何怨……?

  这封信曾在遗老们中间传诵一时。文绣后来的情形不详,只听说她在天津当了小学教师,殁于一九五〇年,终身未再结婚。

  如果从表面现象上看,文绣是被“中宫”挤跑了的。这虽非全部原因,也是原因之一。婉容当时的心理状态,可以从她求的乩辞上窥得一斑(文内金荣氏指婉容,端氏指文绣)

  婉容求的乩文

  吾仙师叫金荣氏听我劝,万岁与荣氏真心之好并无二意,荣氏不可多疑,吾仙师保护万岁,荣氏后有子孙,万岁后有大望,荣氏听我仙师话,吾保护尔的身体,万岁与端氏并无真心真意,荣氏你自管放心好了。

  * * *

  顺便提一下,这种令人发笑的扶乩、相面、算卦、批八字等等活动,在那时却是不足为怪的社会现象,在张园里更是日常生活不可少的玩意。在我后来住的静园里,就有房东陆宗舆设的“乩坛”。简直可以说,那时乩坛和卜卦给我的精神力量,对我的指导作用,是仅次于师傅和其他近臣们对我的教育。我常常从这方面得到“某年人运”、“某岁大显”之类预言的鼓舞。北京商会会长孙学仕自称精通麻衣,曾预言我的“御容”何时将人运,何时又将握“大权”。日本领事馆里的一位日本相法家也说过我某某年必定成大事的话。这些都是我开倒车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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