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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的理想(1)


  郑孝胥在北京被罗振玉气跑之后,转年春天回到了我的身边。这时罗振玉逐渐遭到怀疑和冷淡,敌对的人逐渐增多,而郑孝胥却受到了我的欢迎和日益增长的信赖。陈宝琛和胡嗣瑗跟他的关系也相当融洽。一九二五年,我派他总管总务处,一九二八年,又派他总管外务,派他的儿子郑垂承办外务,一同做我对外联络活动的代表。后来他与我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到了荣禄与慈禧之间的那种程度。

  他比陈宝琛更随和我。那次我会见张作霖,事前他和陈宝琛都表示反对,事后,陈宝琛鼓着嘴不说话,他却说:“张作霖有此诚意表示,见之亦善。”他和胡嗣瑗都是善于争辩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只用些老古典,而他却能用一些洋知识,如墨索里尼创了什么法西斯主义,日本怎么有个明治维新,英国《泰晤士报》上如何评论了中国局势等等,这是胡嗣瑗望尘莫及的。陈宝琛是我认为最忠心的人,然而讲到我的未来,绝没有郑孝胥那种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那种满腔热情,动辄声泪俱下。有一次他在给我讲《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我未来的“帝国”:

  “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

  他说话时是秃头摇晃,唾星四溅,终至四肢颤动,老泪横流。

  有时,在同一件事上说的几句话,也让我觉出陈宝琛和郑孝胥的不同。在康有为赐谥问题上,他两人都是反对的,陈宝琛在反对之余,还表示以后少赐谥为妥,而他在发表反对意见之后,又添了这么一句:“戊戌之狱,将来自然要拿到朝议上去定。”好像我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郑孝胥和罗振玉都积极为复辟而奔走活动,但郑孝胥的主张更使我动心。虽然他也是屡次反对我出洋和移居旅顺、大连的计划的。

  郑孝胥反对我离开天津到任何地方去,是七年来一贯的。甚至到“九一八”事变发生,罗振玉带着关东军的策划来找我的时候,他仍然不赞成我动身。这除了由于他和罗振玉的对立,不愿我被罗垄断居奇,以及他比罗略多一点慎重之外,还有一条被人们忽视了的原因,这就是:他当时并不把日本当做唯一的依靠;他所追求的东西,是“列强共管”。

  在天津时代,郑孝胥有个著名的“三共论”。他常说:“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他把北伐战争是看做要实行“共产”的。这次革命战争失败后,他还是念不绝口。他说:“又闹罢工了,罢课了,外国人的商业受到了损失,怎能不出头来管?”他的“三共论”表面上看,好像是他的感慨,其实是他的理想,他的愿望。

  如果考查一下郑、罗二人与日本人的结交历史,郑到日本做中国使馆的书记宫是一八九一年,罗卖古玩字画、办上海《农报》,由此结识了给《农报》译书的日人藤田剑峰是在一八九六年,郑结交日人比罗要早五年。但是罗振玉自从认识了日本方面的朋友,眼睛里就只有日本人,辛亥后,他把复辟希望全放到日本人的身上,而郑孝胥却在日本看见了“列强”,从那时起他就认为中国老百姓不用说,连做官的也都无能,没出息,中国这块地方理应让“列强”来开发,来经营。他比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发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技术,西洋资本,而且主张要西人来做官,连皇家的禁卫军也要由客卿训练、统领。不然的话,中国永远是乱得一团糟,中国的资源白白藏在地里,“我主江山”迟早被“乱党”、“乱民”抢走,以至毁灭。辛亥革命以后,他认为要想复辟成功,决不能没有列强的帮忙。这种帮忙如何才能实现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

  那时关于“列强”共管中国的主张,经常可以从天津外文报纸上看到。郑孝胥对这类言论极为留意,曾认真地抄进他的日记、札记,同时还叫他的儿子郑垂译呈给我。这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登在日文报纸《天津日日新闻》上的一篇:

  英人提倡共管中国

  联合社英京特约通信。据政界某要人表示意见谓:中国现局,日形纷乱,旅华外国观察家曾留心考察,以为中国人民须候长久时期,方能解决内部纠纷,外国如欲作军事的或外交的干涉,以解决中国时局问题,乃不可能之事。其唯一方法,只有组织国际共管中国委员会,由英美法日德意六国各派代表一名为该会委员,以完全管理中国境内之军事。各委员之任期为三年,期内担任完全责任,首先由各国代筹二百五十兆元以为行政经费,外交家或政客不得充当委员,委员人才须与美国商(务)部长胡佛氏相仿佛。此外,又组织对该委员会负责之中外混合委员会,使中国人得在上述之会内受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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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孝胥认为,这类的计划如果能实现,我的复位的时机便到了。

  那年夏天我听了罗振玉的劝说,打算到日本去,郑孝胥就根据那篇文章勾起的幻想,向我提出了“留津不动,静候共管”的劝告。这是他记在日记里的一段:

  五月戊子二十四日(六月二十三日)。诣行在。召见,询日领事约谈情形(即去日事)。因奏曰:今乘舆狩于天津,皇帝与天下犹未离也。中原士大夫与列国人士犹得常接,气脉未寒,若去津一步,则形势大变,是为去国亡命,自绝于天下。若寄居日本,则必为日本所留,兴复之望绝矣!自古中兴之主,必借兵力。今则海内大乱,日久莫能安戢,列国通不得已,乃遣兵自保其商业。他日非为中国置一贤主,则将启争端,其祸益大。故今日皇上欲图中兴,不必待兵力也,但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必有人人欲以为君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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