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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馆、司令部、黑龙会(1)


  敬陈管见,条列于后:

  ……对日本宜暗中联合而外称拒绝也。关东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关东与党军和协,而力足以取之。然日本即取关东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今其势日渐紧张,关东因无以图存,日人亦无策善后,此田中之所以屡示善意也。我

  皇上并无一成一旅,不用日本何以恢复?机难得而易失,天子不取,后悔莫追。故对日本只有联合之诚,万无拒绝之理。所难者我借日本之力而必先得关东之心。若令关东之人,疑我合日谋彼,则以后欲由东三省拥戴,势有所难。此意不妨与日本当机要人明言之,将来

  皇上复位,日本于三省取得之权,尚须让步方易办理……

  * * *

  这是一九二八年我收到的一份奏折中的一段。这段话代表了张园里多数人的想法,也是我经过多年的活动后,日益信服的结论。

  前面已经说过,我自从进了北府,得到了日本人的“关怀”以来,就对日本人有了某些信赖。我在日本公使馆里住了些日子,到了天津之后,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

  我到天津的第一年,日本总领事古田茂曾请我参观了一次日本侨民小学。在我往返的路上,日本小学生手持纸旗,夹道向我欢呼万岁。这个场面使我热泪满眶,感叹不已。当军阀内战的战火烧到了天津的边缘,租界上的各国驻军组织了联军,声言要对付敢于走近租界的国民军的时候,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小泉六一中将特意来到张园,向我报告说:“请宣统帝放心,我们决不让中国兵进租界一步。”我听了,大为得意。

  每逢新年或我的寿辰,日本的领事官和军队的将住们必定到我这里来祝贺。到了日本“天长节”,还要约我去参观阅兵典礼。记得有一次“天长节”阅兵,日本军司令官植田谦古邀请了日租界不少高级寓公,如曹汝霖、陆宗舆、靳云鹏等人都去了。我到场时,植田司令官特意骑马过来行致敬礼。当阅兵完毕,我们这些中国客人凑在一起,竟然随着日本人同声高呼“天皇万岁”。

  日军司令部经常有一位住级参谋来给我讲说时事,多年来十分认真,有时还带来专门绘制的图表等物。第一个来讲的大概是名叫河边的参谋,他调走之后继续来讲的是金子定一,接金子的是后来在伪满当我的“御用挂”的吉冈安直。这个人在伪满与我相处十年,后面我要用专门的一节来谈他。

  日军参谋讲说的时事,主要是内战形势,在讲解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分析:“中国的混乱,根本在于群龙无首,没有了皇帝。”并由此谈到日本的天皇制的优越性,谈到中国的“民心”惟有“宣统帝”才能收拾。中国军队的腐败无力是不可或缺的话题,自然也要用日本皇军做对比。记得济南惨案发生后,吉冈安直至少用了一个小时来向我描述蒋介石军队的无能。日本布告的抄件,就是那次他给我拿来的。这些讲话加上历次检阅日军时获得的印象,使我深信日本军队的强大,深信日本军人对我的支持。

  有一次我到白河边上去游逛,眺望停在河中心的日本兵舰。不知兵舰舰长怎么知道的,突然亲自来到岸上,虔敬地邀请我到他的舰上参观。到了舰上,日本海军将校列队向我致敬。这次由于仓猝间双方都没有准备翻译,我们用笔谈了一阵。这条兵舰舰名“藤”,船长姓蒲田。我回来之后,蒲田和一些军官向我回访,我应他的请求送了他一张签名照片,他表示这是他的极大的荣幸。从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日本人是从心眼里对我尊敬的。我拉拢军阀、收买政客、任用客卿全不见效之后,日本人在我的心里的位置,就更加重要了。

  起初,“日本人”三个字在我心里是一个整体。这当然不包括日本的老百姓,而是日本公使馆、天津日本总领事馆和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里的日本人,以及和罗振玉、升允来往的那些非文非武的日本浪人。我把他们看成整体,是因为他们同样地“保护”我,把我当做一个“皇帝”来看待,同样地鄙夷民国,称颂大清,在我最初提出要出洋赴日的时候,他们都同样地表示愿意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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