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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陵事件(2)


  我在心里发出了狠毒的诅咒,怀着深刻的忧虑,为蒋介石的政府和自己的命运,一次又一次地卜过卦,扶过比我曾卜占“国民政府能长久否?”得“天大同人变离,主申年化冲而散”的一个卦文,其意思是:蒋介石政府将众叛亲离,在一九三二年灭亡。当然,蒋介石的政府如果垮台,可以发泄我的仇恨,使我痛快。但是,我更关心的是我自己的命运。我屡次叫荣源扶乩,有一次他得到这样一个乩文:

  今上乃重兴之主,清仍有天下,然子(按指荣源)乃朝廷勋戚大臣,必须直谏君,于致光武,务必劝戒奢华,弥问世事,晦迹韬光,暗成事业,亲君子,远小人,去伪忠,此皆要图,子忠实君子,吾所夙知,故愿直言,将来再兴,务必改元,宣统二字,乃宁日一乱丝充满天下尽,贼犯紫微,务用隆武,隆若不用,可改兴武,此天机也,国事且不泄。

  但是任何一个欲望强烈和报仇心切的人,都不会只记得“成事在天”而忘了“求事在人”这句话。我自己几年来的阅历,特别是蒋介石的发家史,给了我一条重要的信念,这就是若求成事必须手握兵权,有了兵权实力,洋人自然会来帮助。像我这样一个正统的“大清皇帝”,倘若有了军队,自然要比一个红胡子或者一个流氓出身的将帅更会受到洋人的重视。因此,我决定派我身边最亲信的亲族子弟去日本学陆军。我觉得这比我自己出洋更有必要。

  促成我这个想法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溥杰正为了要投笔从戎,在家里闹得马仰人翻。他从军的动机本来也颇可笑,与其说是受到母亲遗嘱的影响,立志要恢复清朝,还不如说是由于他羡慕那些手握虎符的青年将帅,自己也想当军官,出出风头。张学良在张作霖死后,临国奉天之前对溥杰说过:“你要当军官,我送你进讲武堂(奉军的军官学校)。”于是他便和张学良的家眷乘船离了天津。我父亲看到了他留下的信,急得要命,要我无论如何想个办法把他追回来。天津日本总领事答应了我的请求,发了电报给大连。在大连码头上,溥杰刚从船上走下来,就给日本警察截住了。他被我派去的人接回到天津,见了我就诉说他投军的志向,是为了恢复祖业。他的话触动了我送他去日本学陆军的心思。

  我决定了派溥杰和我的三妹夫润麒一同到日本去学陆军。为了准备他们的留学,我请天津日本总领事介绍了一位家庭教师,教他们日文。日本总领事推荐了一位叫远山猛雄的日本人,后来知道,这是一个日本黑龙会的会员,认识不少日本政客。这个人后来也为了我的复辟理想,替我到日本奔走过。我到东北以后,因为他不是军部系统的,受到排挤,离开了我。这位远山教师教了溥杰和润麒不多日子的日文,就为他们的留学问题回到日本去活动了一趟,据说是暂时还不能人日本士官学校,但是可以先进专供日本贵族子弟读书的学习院,并且还得到了日本的大财阀大仓喜人郎的帮助。一九二九年三月,即“东陵事件”发生后七个月,我这两个未来的武将就和远山一起到日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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