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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奉系将领之间(1)


  八月初五日,早七时起,洗漱毕,萧丙炎诊脉。八时,郑孝胥讲《通鉴》。九时,园中散步,接见康有为。十时余,康辞去,这张宪及张庆昶至,留之早餐,赐每人福寿字一张,在园中合摄一影。张宪为李景林部之健将,张庆昶为孙传芳部之骁将。十二时辞去。接见济煦,少时即去。余用果品并用茶点,适英国任萨姆女士至,与之相谈。皇后所召之女画士亦至,余还寝室休息。在园中骑车运动,薄暮乘汽车出园,赴新购房地,少时即返。八时余晚餐,休息,并接见结保川医士。十一时寝

  ①萧丙炎是清末都察院御史,任萨姆女士是婉容的英文教师。

  八月初六日,早八时余起。十时召见袁励准。十一时早餐,并见结保川。十二时接见康有为,至一时康辞去,陈师傅来见。三时休息。鲁军军长毕庶澄及其内兄旅长常之英来谒,少时辞去。少顷吴忠才至,托其南下时代向吴佩孚慰问。六时毕翰章来谒,六时余辞去。余在园内散步,适荣源至,稍谈,余即入室休息。

  从这仅存的一九二七年的一页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时我的日常生活和接见的人物。从一九二六到一九二八年,毕庶澄、张宗昌等人是张园的经常客人。除他们之外,我还接见过张学良、褚玉璞、徐源泉、李景林等等奉系将领。第一个和我见面的是李景林。我到天津时,正是刚战胜吴佩孚的奉军占领着天津,奉系的直隶督办李景林立即以地方官的身份来拜访我,表示了对我保护之意。尽管他和当时任何的中国将军一样,他们的军法政令是进不了“租界”的。

  我在天津的七年间,拉拢过一切我想拉拢的军阀,他们都给过我或多或少的幻想。吴佩孚曾上书向我称臣,张作霖向我磕过头、段祺瑞主动地请我和他见过面。其中给过我幻想最大的,也是我拉拢最力、为时最长的则是奉系将领们。这是由张作霖向我磕头开始的。

  我到天津的这年六月,荣源有一天很高兴地向我说,张作霖派了他的亲信阎泽溥,给我送来了十万元,并且说张作霖希望在他的行馆里和我见一见。这件事叫陈宝琛知道了,立刻表示反对,认为皇上到民国将领家去见人,而且去的地方是租界外面,那是万万不可以的。我也觉得不能降这种身份和冒这个险,所以拒绝了。不料第二天的夜里,荣源突然把阎泽溥领了来,说张作霖正在他住的地方等着我,并且说中国地界内决无危险,张作霖自己不便于走进租界,所以还是请我去一趟。经过荣源再三宣传张作霖的忠心,加之我想起了不久前他对我表示过的关怀,我又早在宫里就听说过,除了张勋(二张还是儿女亲家)之外,张作霖是对于清朝最有感情的。因此,我没有再告诉别人,就坐上汽车出发了。

  这是初夏的一个夜晚,我第一次出了日本租界,到了张作霖的“行馆”曹家花园。花园门口有个奇怪的仪仗队——穿灰衣的大兵,手持古代的刀枪剑戟和现代的步枪,从大门外一直排列到大门里。汽车经过这个行列,开进了园中。

  我下了汽车,被人领着向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走去。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身材矮小、便装打扮、留着小八字胡的人,我立刻认出这是张作霖。我迟疑着不知应用什么仪式对待他——这是我第一次外出会见民国的大人物,而荣源却没有事先指点给我——出乎意外的是,他毫不迟疑地走到我面前,趴在砖地上就向我磕了一个头,同时问:“皇上好?”

  “上将军好?”我就着劲,扶起他,一同走向客厅门。我心里很高兴,而且多少——虽然这已不像一个皇上的心理——有点感激他刚才那个举动,这把我从“降贵纤尊”中感到的不自在消除了。当然,我更高兴的是,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看来是并不忘旧的。

  客厅里摆的是硬木桌椅、西式沙发、玻璃屏风,非常讲究而又不伦不类。我们在一个圆桌边对面坐下,张作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纸烟,打开了话匣子。他一张嘴先痛骂冯玉祥“逼宫”,说冯玉祥那是为了要拿宫中的宝物,而他是非常注意保护古代文化和财宝的,由于这个缘故,他不但把奉天的宫殿保护得很好,而且这次把北京的一套四库全书也要弄去,一体保护。他带着见怪的口气说,我不该在他带兵到了北京之后,还向日本使馆里跑,而他是有足够力量保护我的。他问我出来之后的生活,问我缺什么东西,尽管告诉他。

  我说,张上将军对我的惦念,我完全知道,当时因为冯玉祥军队还在,实是不得已才进了日本使馆的。我又进一步说,奉天的宗庙陵寝和宫殿,我早已知道都保护得很好,张上将军的心意,我是明白的。

  “皇上要是乐意,到咱奉天去,住在宫殿里,有我在,怎么都行。”

  “张上将军真是太好了,……”

  但是这位张上将军却没有接着再说这类话,就把话题转到我的生活上去了:“以后缺什么,就给我来信。”

  我缺的什么?缺的是一个宝座,可是这天晚上我无法把它明说出来,这是显然的事。

  我们谈话时,没有人在场,和我们在一起的只有一屋子的苍蝇。我立刻意识到,深夜里还有苍蝇飞,这在租界里是没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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