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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的努力(1)


  到了天津,才知道并不像罗振玉所说的那样,“住处准备妥当”,因此我先在大和旅馆住了一天。次日婉容、文绣和日本使馆里的那一套人马都来了,才一同搬进匆忙布置起来的张园。

  张园是一座占地约有二十亩的园子,中间有一座天津人称之为八楼八底的楼房。这是前清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做游艺场用的地方。武昌起义时,张彪吓得连官印也不要了,带着他的金银财宝和家眷溜到天津,在日本租界里当了寓公。我刚住进了张园,这位前清的“名将”,坚决不收房钱,每天清晨都要带着一把扫帚,亲自来给我扫院子,大概是表示自己一贯矢忠之意。后来不知是经谁的劝阻,他才丢下那把扫帚。我在这里住了五年。后来张彪死了,他的儿子拿出房东的面孔要房租,我也嫌他的房子不好,于是又搬到了陆宗舆的“静园”。

  我到天津来的目的原是为了出洋,结果却一连住了七年。这是我在各派遗老、各种主意之间摇摆的七年。这时,王公们对我的左右力量,早已大为减弱;我父亲起初不大来天津,后来虽然常来(住在我原先买的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里),对我也不发生什么作用。在这期间,庄士敦老师离开了我,又到威海卫当专员去了。威海卫被中国政府收回后,一九二六年他与北洋政府办理庚款问题时,到天津和我见过一次面。他曾为我奔走于吴佩孚等人之间,毫无结果。后来他回英国接受爵士爵位,做了伦敦大学的汉学教授兼英国外交部顾问。

  这七年间,在我身边进行勾心斗角的人物,大致可分为这几派:起初把希望放在恢复优待条件方面,后来又退缩为维持原状的,是以陈宝琛为首的一批“旧臣”,可以称之为“还宫派”;把希望放在出洋以取得外国(主要是日本)援助上的,是以罗振玉为首,其中有遗老遗少,也有个别王公如溥伟之流,按当时的说法,可以称之为“联日”或“出洋”派;把希望放在联络、收买军阀方面,即所谓“用武人”一派,这派人物颇复杂,有前清遗老,也有民国的政客,中心人物却是我自己。后来又回到我身边的郑孝胥,起先并不属于哪一派,好像哪一派的主张他都赞成过,也反对过,他更提出过任何一派不曾提过的如所谓“用客卿”(外国人)、“门户开放”(同任何肯帮助复辟的国家勾结)等主张,因而也受过各派人的反对。当他后来一拿定了投靠日本这个主意,就战胜了一切对手。他不但胜过了他们,而且连他的老对手、“联日派”的老首领罗振玉,在这个阶段的争夺中又被他将多年经营来的成果,轻轻攫取到手。不过这也是后话,现在还是先把罗振玉说一说。

  罗振玉到宫里来的时候,五十出头不多,中高个儿,戴一副金丝近视镜(当我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一绺黄白山羊胡子,脑后垂着一条白色的辫子。我在宫里时,他总是袍褂齐全,我出宫后,他总穿一件大襟式马褂,短肥袖口露出一截窄袍袖。一口绍兴官话,说话行路慢条斯理,节奏缓慢。他在清末做到学部参事,是原学部侍郎宝熙的旧部,本来是和我接近不上的,在我婚后,由于升允的推荐,也由于他的考古学的名气,我接受了陈宝琛的建议,留作南书房行走,请他参加了对官中古彝器的鉴定。和他前后不多时间来的当时的名学者,有他的姻亲王国维和以修元史闻名的柯劭囗。陈宝琛认为南书房有了这些人,颇为清室增色。

  当然,罗振玉在复辟活动方面的名气比他在学术上的名气,更受到我的注意。他在辛亥革命那年东渡,在日本做了十年寓公,考古写书,自名“仇亭老民”。升允和善耆到日本活动,寻求复辟支援时,和他搅在一起,结了缘。后来,升允灰了心,在青岛住了一阵后,跑到天津日本租界里当寓公;善耆定居在旅顺大连,受日本人的豢养。罗振玉比他们都活跃,他一九一九年回国,先住在天津,结交日本人,后来在大连码头开设了一个叫墨缘堂的古玩铺,一边走私贩卖古玩、字画,一边继续和日本人拉拉扯扯,广泛寻求复辟的同情者。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脩,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的殿版《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用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书。我当时对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说,罗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学还好。据我看,他的才学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怀疑。在伪满时有一次他拿来一批汉玉请我观赏。我对汉玉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为十分爱好,收藏了不少,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所谓汉玉,并不是非汉朝的不可,这只不过是对古玉的惯称。我看过罗振玉拿来的汉玉,不禁对他的“才学”暗吃一惊,因为全部都是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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