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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使馆区”到“租界”(3)


  点查清宫之结果,而知大宗古物多数业已抵卖,即历代之金宝金册皆在抵押中,虽以细人非至极穷,尚或不至卖其饲庙坟墓之碑额,奈何以煌煌历代皇后金册,亦落于大腹长袖者手?……吾敬为一班忠臣设计,应各激发忠义,为故主之遗嗣图安宁,勿徒硁硁自诩,以供市井觅利者流大得其便宜货,使来路不明之陈设品遍置堂室也。看了这样的文章,我已经不是像在宫里时那样,感到内务府人的不可信任,我对于这份《京报》和短评作者,只看成是我的敌人。至于那些指责文章,更不用说,在我心里引起的反应惟有仇恨。

  我在日本使馆住着,有几次由于好奇,在深夜里带上一两名随侍,骑自行车外游(后来使馆锁了大门,不让出去了)。有一次我骑到紫禁城外的筒子河边上,望着角楼和城堞的轮廓,想起了我刚离开不久的养心殿和乾清宫,想起了我的宝座和明黄色的一切,复仇和复辟的欲望一齐涌到我的心头,不由得心如火烧。我的眼睛噙着泪水,心里发下誓愿,将来必以一个胜利的君王的姿态,就像第一代祖先那样,重新回到这里来。“再见!”我低低地说了这两个双关含意的字,然后跳上车子疾驶而去……

  在使馆的三个月里,我日日接触的,是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拂,遗老们的忠诚信誓和来自社会的抗议。我的野心和仇恨,在这三种不同的影响下,日夜滋长着。我想到这样呆下去是不行的,我应该为我的未来进行准备了,原先的打算又回到我的心中——我必须出洋到日本去。

  使馆对我的想法表示了支持。公使正面不做什么表示,而池部书记宫公开表现了极大的热情。罗振玉在他的自传《集寥编》中提过这个池部,他说:“予自随待人使馆后,见池部君为人有风力,能断言,乃推诚结纳,池部君亦推诚相接,因密与商上行止,池部君谓:异日中国之乱,非上不能定,宜早他去,以就宏图,于是两人契益深……”

  关于郑孝胥和罗振玉这两位“宠臣”的事,这里要补述一下。这时以我为目标的争夺战,在日使馆中又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次是以郑孝胥的失败和罗振玉的胜利而收场的。

  郑孝胥曾经拍过胸脯,说以他和段的关系,一定可以把优待条件恢复过来,段的亲信幕僚曾毓隽、梁鸿志都是他的同乡,王揖唐等人跟他半师半友,这些人从旁出力,更不在话下。后来段祺瑞许下的空口愿不能兑现,使郑孝胥大为狼狈。对郑孝胥的微词就在我耳边出现了。从天津来的旧臣升允首先表示了对郑的不满,他向我说了不少郑孝胥“清谈误国”、“妄谈诳上”、“心怀叵测”、“一手遮天”之类的话。当时我并不知道,在前一个回合中失败的罗振玉,和这些反郑的议论,有什么关系。经过升允这位先朝老臣的宣传,我对郑孝胥是冷淡下来了,而对罗振玉增加了好感。

  罗振玉在我面前并没有十分激烈地攻击郑孝胥,他多数时间是讲他自己,而这样做法比攻击别人的效果还大。我从他的自我表白中得到的印象,不仅他是这场风险中救驾的大功臣,而且相形之下,郑孝胥成了个冒功取巧的小人。据罗振玉自己说,段祺瑞从天津发出反对冯玉祥赶我出宫的电报,乃是他的活动结果之一。他回到北京,找到了他的好朋友竹本大佐,因此才有了迎我人日本兵营的准备。后来北府门前国民军的撤走,据他说也是他找执政府交涉的结果。甚至我到东交民巷前决定的“先随便出入,示人以无他”的计策,也是他事先授给陈宝琛的。

  罗振玉后来在《集家编》中,关于我进日本使馆的这一段,对郑孝胥一字未提,只是在叙述我进日本使馆后的情形时,说了一句:“自谓能令段祺瑞恢复优待者,以不能实其言,亦不告而南归矣!”事实上,那时我一心想出洋,郑孝胥并没有支持我,在庄士敦已经不宣传去伦敦做客的情形下,主张“东幸”的罗振玉自然更受到我的重视,我对郑孝胥因此不再感兴趣。于是郑孝胥终于有一天郁郁地向我请假,说要回上海料理私事去,我当时还不明白他的意思,所以没挽留他,他一气就跑了。

  生日过后不多天,罗振玉来告诉我说:他和池部已商量妥当,出洋的事应该到天津去做准备,在这里住着是很不方便的;到天津,最好还是在日本租界里找一所房子,早先买好的那房子在英租界,地点很不合适。我听他说得有理,也很想看看天津这个大都市,他的主意正中下怀,便立即同意了。我派“南书房行走”朱汝珍去天津日租界找房子,结果看中了张园。不多天,罗振玉又说,张园那里已经准备好,现在国民军在换防,铁路线上只有少数的一些奉军,正是个好机会,可以立即动身。我向芳泽公使谈了,他表示同意我去天津。为了我这次转移,他派人通知了段祺瑞。段表示同意,还要派军队护送。芳泽没有接受他的好意,他决定由天津日本总领事馆的警察署长和便衣警察来京,由他们先护送我去,然后婉容她们再去。事情就这样谈妥了。

  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时,我向芳泽公使夫妇辞行。我们照了相,我向他们表示了谢意,他们祝我一路平安,然后由池部和便衣日警们陪着,出了日本公使馆的后门,步行到了北京前门车站。我在火车上找到了罗振玉父子。火车在行进的一路上,每逢到站停车,就上来几个穿黑便衣的日本警察和特务,车到了天津,车厢里大半都被这样的人占满了。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和驻屯军的军官士兵们,大约有几十名,把我接下了车。

  第三天,《顺天时报》上便出现了日本公使馆的声明:

  本公使馆滞在中之前清宣统皇帝,于二十三日夜,突然向天津出发,本馆即于二十四日午后,将此旨通知段执政及外交总长,备作参考。原宣统皇帝怀有离京之意,早为执政之政府所熟知,而无何等干涉之意,又为本馆所了解,但豫想迄实行之日,当尚有多少时日,不意今竟急遽离开北京,想因昨今一二新闻,频载不稳之记事,致促其行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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