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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岔口上的抉择(1)


  北府里的人虽然有共同的兴奋,却没有共同的想法。金梁后来在他补写的《遇变日记》里说:“盖自段、张到京后,皆空言示好,实无办法。众为所欺,以为恢复即在目前,于是事实未见,而意见已生。有主张原订条件一字不能动者,有主必还宫复号者,有主改号逊帝者,有主岁费可减,必有外人保证者,有主移住颐和园者,有主在东城购屋者。实则主权在人,无异梦想,皆不知何所见而云然也。”这段话说的的确是实情。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的这场旋风,把我一下子抛出了紫禁城,落到一个三岔口上。我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条是新“条件”给我指出的,放弃帝王尊号,放弃原来的野心,做个仍然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另一条,是争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国民军的新条件,全部恢复袁世凯时代的!日条件,或者“复号还宫”,让我回到紫禁城,依然过着从前那样的生活;还有一条,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海外,然后又指向紫禁城,不过那时的紫禁城必须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这条路当时的说法则是“借外力谋恢复”。

  我站在这个三岔路口上,受着各种人的包围,听尽了他们的无穷无尽的争吵。他们对于第一条路,都认为不屑一顾,而在其他两条路线的选择上,则又互不相让。即使是同一条路线的拥护者,也各有不同的具体主张和详细计划。他们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给我出主意,抢着给我带路。

  在刚进北府的那几天,争论的中心是“留在北府呢,还是设法溜出去,躲进东交民巷”?前面已说过,主张溜走的一方是处于孤势的郑孝胥和不公开表态的庄士敦,另一方则是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大臣以及师傅们。这场冲突是以郑孝胥的失败而告终。门禁开始放松以后,则以“出洋不出洋,争取不争取恢复原优待条件”为中心展开了第二次交锋。主张立即出洋的一方是金梁和罗振玉(庄士敦仍是不公开表态的一个),另一方仍以我父亲为首,有师傅们参加。他们这次的矛头主要对着“急先锋”金梁,也取得了胜利。不过,这是一个表面的胜利。到第三个回合,即郑、罗、庄联合了起来,并争得了陈宝琛的参与,问题重心转到了“我的当前处境危险不危险,要不要先跑进东交民巷”的时候,那些王公大臣便惨败了。

  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大臣们,一心一意地想恢复原状,争取复号还宫。他们对国民军怀着仇恨,却希望我加以忍受和等待。国民军取消了我的皇帝尊号,他们认为我还可以在家里做皇帝,反正他们不取消我的尊号。国民军的统治刚露出了不稳征兆(张、冯不和,黄内阁被拒于使团),他们的幻想就抬头了。他们一面劝我静待佳音,一面对于一切主张出洋以及出府的人,大肆攻击。他们在第一个回合上取得了胜利,让我去不成东交民巷,在第二个回合上,又让金梁败得很狼狈。金梁从报上看到了我对鹿锺麟的谈话以后,门禁刚一松动,便带着一份奏折和替我拟好的“宣言书”来了。他大大地夸奖了我的谈话,请我对外宣布“敝屣一切,还我自由,余怀此志久矢”!叫我放弃帝号和优待费,把钱拿出来办图书馆和学校,以“收人心,抗舆论”,同时要“托内事于忠贞之士,而先出洋留学,图其远者大者,尽人事以待天命,一旦有机可乘,立即归国”。他的论点是:“盖必敝屣今日之假皇帝,始可希望将来之真皇帝”。他说过之后,又写成一个《请速发宣言疏》。这一番话,尽管令我动心,但是我父亲知道之后,对他大怒,把他称做“疯子”,请他以后不要再上门来。

  其实,金梁并不是坚决的“出洋派”。他的主张曾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段祺瑞上台后,还原的呼声甚嚣尘上之际,他托人递折子给我,再不提“敝屣一切”和放弃优待条件、帝号的话,说如果能争回帝号,我亦不可放弃。他同时上书张作霖说:“优待条件事关国信,效等约法,非可轻易修改。”他对别人解释说,他原并不是主张放弃帝号的,不过此事不宜由我去争而已。他的解释没有得到我父亲的谅解,也引不起我的兴趣,北府的大门也进不来了。

  我父亲赶走金梁之后,为了防范别人对我的影响,每逢有他认为靠不住的人来访我,他不是加以拦阻,就是立在一边看守着,因此另一个主张出洋的罗振玉被他弄得无法跟我说话。我父亲的“王爷”威风只有对庄士敦不敢使用,但是门口上的大兵无形中帮了父亲的忙,庄士敦从第二天起就进不来了。所以我父亲这一次在对付出洋派上,又成了胜利者。

  我父亲这一派人接连得到的两次胜利,却是十分不巩固的胜利。他的封锁首先引起我心中更大的反感。尽管我对自己的前途还没有个明确的打算,但这一点是从进了北府大门就明确了的:无论如何我得离开这个地方。我不能出了一座大紫禁城,又钻进一座小紫禁城,何况这里并不安全。

  后来,我向父亲表示了不满,我不希望在我接见人的时候总有他在场,更不希望想见我的人受到阻拦。父亲让了步,于是情况有了变化,各种带路人都带着最好的主意来了。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出洋派。我的老朋友胡适博士来了。

  不久以前,我刚在报上看到胡适一封致王正廷的公开信,大骂国民军,表示了对于“以武力胁迫”修改优待条件这种行为的“义愤”。虽然陈宝琛仍然把他视同蛇蝎,但郑孝胥已经和他交上了朋友,有些遗老也认为他究竟比革命党和国民军好。他走进北府,没有受到阻拦,我见到他,表示了欢迎,并且称赞他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他又把国民军骂了一通,说:“这在欧美国家看来,全是东方的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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