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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府里(1)


  我说了那几句漂亮话,匆匆走进了国民军把守着的北府大门。我在父亲的书房里坐定,心想我这不是在王府里,而是进了虎口。我现在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弄清楚究竟我的处境有多大危险。我临出宫以前,曾叫人送信给宫外的那些“股肱之臣”,让他们从速设法,营救我逃出国民军的掌握。这时,不但他们的奔走情形毫无消息,就连外边的任何消息也都无法知道。我很想找人商量商量,哪怕听几句安慰话也好。在这种情势下,我的父亲让我感到了极大的失望。

  他比我还要惊慌。从我进了北府那一刻起,他就没有好好地站过一回,更不用说安安静静地坐一坐了。他不是喃喃自语地走来走去,就是慌慌张张地跑出跑进,弄得空气格外紧张,后来,我实在忍不下去了,请求他说:“王爷,坐下商量商量吧!得想想办法,先打听一下外边的消息呀!”

  “想想办法?好!好!”他坐了下来,不到两分钟,忽然又站起来,“载洵也不露面了!”说了这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话,又来来去去地转了起来。

  “得打听打听消息呵!”

  “打,打听消息?好,好!”他走出去了,转眼又走进来,“外边不,不让出去了!大门上有兵!”

  “打电话呀!”

  “打,打电话,好,好!”走了几步,又回来问:“给谁打电话?”

  我看实在没办法,就叫太监传内务府大臣们进来。这时内务府大臣荣源住进了外国医院,治神经病去了(两个月后才出来),耆龄忙着搬移我的衣物,处理宫监、宫女的问题,宝熙在照顾未出宫的两位太妃,只剩下绍英在我身边。他的情形比王爷好不了多少,一个电话也没打出去。幸亏后来其他的王公大臣和师傅们陆续地来了,否则北府里的慌乱还不知要发展到什么地步。庄士敦在傍晚时分带来的消息是最好的:经过他的奔走,公使团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英国公使麻克类、日本公使芳泽已经向摄政内阁外交总长王正廷提出了“抗议”,王正廷向他们保证了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个消息对北府里的人们起了镇定作用,但是对于我父亲,好像“剂量”还不足。庄士敦在他的著作里曾描写过那天晚上的情形:

  皇帝在一间大客厅里接见了我,那间屋子挤满了满洲贵族和内务府的官员……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说明三位公使拜访外交部的结果。他们已经从载涛那里,知道了那天早晨我们在荷兰使馆进行了磋商,所以他们自然急于要知道,和王博士(正廷)会见时的情形。他们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只有醇亲王一人,在我说话的时候不安地在屋里转来转去,显然是漫无目的。有好几次忽然加快脚步,跑到我跟前,说了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他的口吃似乎比平时更加厉害了。他每次说的话都是那几句,意思是“请皇上不要害怕”——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显然要比皇帝惊慌。当他把这种话说到四五次的时候,我有点不耐烦了,我说,‘皇帝陛下在这里,站在我旁边,你为什么不直接和他说呢?’可是,他太心慌意乱了,以致没有注意到我说话的粗鲁。接着,他又漫无目的地转起圈子来……

  那天晚上,我父亲的另一举动,尤其令我不能满意。

  庄士敦到了不久,郑孝胥带着两个日本人来了。从“东京震灾”捐款时起,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就和我的“股肽”们有了交际,罗振玉和郑孝胥来到紫禁城之后,又和日本兵营有了往来。郑孝胥这时和东交民巷的竹本多吉大性商定了一条计策,由竹本的副官中平常松大尉,穿上便衣,带着一名医生,假装送我进医院,把我运出北府,接进日本兵营。郑孝胥带着中平大尉和日本医生村田到了北府,说出了他们的计策,但是遭到了王公大臣和师傅们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很难混过大门口的士兵,即使混过了他们,街上还有国民军的步哨,万一被发现,那就更糟糕。我父亲的态度最为激烈,他的反对理由是这样:“就算跑进了东交民巷,可是冯玉祥来找我要人,我怎么办?”结果是郑孝胥和日本人被送出大门去了。

  到了次日,北府的门禁突然加严,只准进,不准出。后来稍放松一点,只许陈、朱两师傅和内务府大臣出进,外国人根本不许进来。这一下子,北府里的人又全慌了神,因为既然国民军不把洋人放在眼里,那就没有可保险的了。后来两个师傅分析了一下,认为历来还没有不怕洋人的当局,王正廷既向三国公使做出保证,料想他不会推翻。大家听了,觉得有理,我却仍不放心。话是不错,不过谁知道大门口的大兵是怎么想的呢?那年头有句话:“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黄郛和王正廷尽管如何保证,离我最近的手持凶器的还是门口的大兵。万一他们发作起来,就怕一切保证都不顶事。我越想越怕,后悔没有跟郑孝胥带来的日本人出去,同时心里也埋怨父亲只考虑自己,却不顾我的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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