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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冲突(3)


  到二十岁离开为止,我的家庭一直是一个拥有房屋数百间、花园一大座、仆役七八十名的“王府”。家中一直使用宣统年号,逢年过节还公然穿戴清朝袍褂,带着护卫、听差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平日家庭往来无白丁,不是清朝遗老就是民国新贵……

  四岁断乳,一直到十七岁,每天早晨一醒来,老妈子给穿衣服,自己一动不动,连洗脚剪指甲自己也不干,倘若自己拿起剪刀,老妈便大呼大叫,怕我剪了肉。平时老妈带着,不许跑,不许爬高,不许出大门,不给吃鱼怕卡嗓子,不给……

  八岁开读。塾师是陈宝琛介绍的一位贡生,姓赵,自称是宋太祖的嫡系后裔,工褚字。老师常声泪俱下地讲三纲五常,大义名分。十三四岁,老师开始骂民国,称革命党人“无父无君”。说中国除非“定于一”才有救,军阀混战是由于群龙无首。激发我“恢复祖业”,以天下为己任的志气。“英国灭了印度,印度王侯至今世袭不断,日本吞并朝鲜,李王一家现在也仍是殿下……”父亲常和我这样念叨。

  母亲死前对我说,“你长大后好好帮助你哥哥,无论如何不可忘记你是爱新觉罗的子孙,这样你才对得起我……”时常听说满族到处受排斥,皇族改姓金,瓜尔佳氏改姓关,不然就找不到职业。听到这些,心中充满了仇恨。

  十四五岁时,祖母和父亲叫我把私蓄几千元存到银行吃息钱。自己研究结果,还是送外国银行好,虽然息钱太低,可是保险。

  十四岁起,入宫伴读……

  * * *

  溥杰比我小一岁,对外面的社会知识比我丰富,最重要的是,他能在外面活动,只要借口进宫,就可以骗过家里了。我们行动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我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溥杰每天下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袱。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我记得的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锺繇、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人的真迹,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原稿,有唐王维的人物,宋马远和夏珪以及马麟等人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古版书籍方面,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都被我们盗运走了。运出的总数大约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二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民国十三年我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点查毓庆宫的时候,发现了“赏溥杰单”,付印公布,其中说赏溥杰的东西“皆属琳琅秘籍,缥细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籍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这是一点不错的。这批东西移到天津,后来卖了几十件。伪满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又把这些珍品全部运到了东北,日本投降后,就不知下文了。

  我们的第二步计划,是秘密逃出紫禁城。只要我自己出了城,进到外国公使馆,就算术已成舟,不管是王公大臣还是民国当局,就全没有办法了,这是几年来的民国历史给了我们的一个最有用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的庄士敦师傅给我想出了更具体的办法,他叫我先和公使团的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联络好,好使他事先有所准备。庄师傅给我出这个主意已是民国十二年的二月了。九个月前他曾反对我出洋,认为时机不好,现在他何以认为时机已经到来,以及他另外和东交民巷的公使们如何商量的,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从他的指点上获得了很大的信心,这就很够我满足的了。我先请他代往公使那里通个消息,然后我亲自给欧登科公使直接通了电话,为了把事情办得稳妥,我又派溥杰亲自到荷兰公使馆去了一趟。结果一切都是满意的。欧登科在电话里答应了我,并亲自和溥杰约定好,虽然他不能把汽车一直开进宫里,但将在神武门外等我,只要我能溜出这个大门,那就一切不成问题;从我第一天的食宿到我的脚踏上英国的土地,进入英国学校的大门,他全可以负责。当下我们把出宫的具体日期钟点都规定好了。

  到了二月二十五日这天,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走出神武门了。紫禁城里的情形是这样,我身边有一群随身太监,各宫门有各宫门的太监,宫廷外围是护军的各岗哨,神武门外,还有由民国步兵统领指挥的“内城守卫队”巡逻守卫。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身边和宫门太监,只要这几关打通,问题就不大了。我想的实在是太简单了,我打通太监的办法,也不过是花点钱而已。拿到钱的太监欢天喜地地谢了恩,我就认为万事俱备,谁知在预定时间前一小时,不知是哪个收了钱的太监报知了内务府。我还没走出养心殿,就听说王爷传下令来,叫各宫门一律断绝出入,紫禁城全部进入戒严状态。我和溥杰一听这消息,坐在养心殿里全傻了眼。

  过了不大功夫,我父亲气急败坏地来了:“听听听听说皇上,要要要走……”

  看他这副狼狈的样子,做错事的倒好像是他,我忍不住笑起来了。

  “没有那么回事。”我止住了笑说。

  “这可不好,这可怎么好……”

  “没那回事!”

  我父亲疑心地瞅瞅溥杰,溥杰吓得低下了头。

  “没有那事儿!”我还这样说。父亲嘟嘟囔囔说了几句,然后领走了我的“同谋犯”。他们走了,我把御前太监叫来追问,是谁说出去的。我非要把泄底的打个半死不可。可是我没办法问出来,这件事,又不能叫敬事房去查,只好一个人生闷气。

  从那以后,我最怕看见高墙。

  “监狱!监狱!监狱!”我站在堆秀山上望着城墙,常常这么念叨。“民国和我过不去还犹可说,王公大臣、内务府也和我过不去,真是岂有此理。我为了城外的祖业江山才要跑出去的,你们为了什么呢?……最坏的是内务府,这准是他们把王爷弄来的!”

  第二天见了庄士敦,我向他发了一顿牢骚。他安慰了我几句,说不如暂时不去想这些,还是现实一些,先把紫禁城整顿整顿。

  “新来的郑孝胥,是个很有为的人。”他说,“郑很有抱负,不妨听听他对整顿的想法。”

  我心中又燃起另一种希望。既然紫禁城外祖业不能恢复,就先整顿城里的财产吧。我对庄师傅的建议非常满意。我那时万想不到,他后来在他那本书里写到这次逃亡时,竟然把自己说成了毫无干系,而且还是个反对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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