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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士敦(1)


  我第一次看见外国人,是在隆裕太后最后一次招待外国公使夫人们的时候。我看见那些外国妇女们的奇装异服,特别是五颜六色的眼睛和毛发,觉得他们又寒怆,又可怕。那时我还没看见过外国的男人。对于外国男人,我是从石印的画报上,得到最初的了解的:他们嘴上都有个八字胡,裤腿上都有一条直线,手里都有一根棍子。据太监们说,外国人的胡子很硬,胡梢上可以挂一只灯笼,外国人的腿根直,所以庚子年有位大臣给西太后出主意说,和外国兵打仗,只要用竹竿子把他们捅倒,他们就爬不起来了。至于外国人手里的棍子,据太监说叫“文明棍”,是打人用的。我的陈宝琛师傅曾到过南洋,见过外国人,他给我讲的国外知识,逐渐代替了我幼时的印象和太监们的传说,但当我听说要来个外国人做我的师傅的时候,我这个十四岁的少年仍满怀着新奇而不安之感。

  我的父亲和中国师傅们“引见”雷湛奈尔德·约翰·弗莱明·庄士敦先生的日子,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地点在毓庆宫。首先,按着接见外臣的仪式,我坐在宝座上,他向我行鞠躬礼,我起立和他行握手礼,他又行一鞠躬礼,退出门外。然后,他再进来,我向他鞠个躬,这算是拜师之礼。这些礼都完了,在朱益藩师傅陪坐下,开始给我讲课。

  我发现庄士敦师傅倒并不十分可怕。他的中国话非常流利,比陈师傅的福建话和朱师傅的江西话还好懂。庄师傅那年大约四十岁出头,显得比我父亲苍老,而动作却敏捷灵巧。他的腰板根直,我甚至还怀疑过他衣服里有什么铁架子撑着。虽然他没有什么八字胡和文明棍,他的腿也能打弯,但总给我一种硬梆梆的感觉。特别是他那双蓝眼睛和淡黄带白的头发,看着很不舒服。

  他来了大概一个多月之后,一天他讲了一会书,忽然回过头去,恶狠狠地看了立在墙壁跟前的太监一眼,涨红了脸,忿忿地对我说:“内务府这样对待我,是很不礼貌的。为什么别的师傅上课没有太监,惟有我的课要一个太监站在那里呢?我不喜欢这样。”他把“喜”的音念成see,“我不喜欢,我要向徐总统提出来,因为我是徐总统请来的!”

  他未必真的去找过总统。清室请他当我的师傅,至少有一半是为着靠他“保镖”,因此不敢得罪他。他一红脸,王爷和大臣们马上让了步,撤走了太监。我感到这个外国人很厉害,最初我倒是规规矩矩地跟他学英文,不敢像对中国师傅那样,念得腻烦了就瞎聊,甚至叫师傅放假。

  这样的日子只有两三个月,我就发现,这位英国师傅和中国师傅们相同的地方越来越多。他不但和中国师傅一样恭顺地称我为皇上,而且一样地在我念得厌烦的时候,推开书本陪我闲聊,讲些山南海北古今中外的掌故。根据他的建议,英文课添了一个伴读的学生。他也和中国师傅的做法一模一样。

  这位苏格兰老夫子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他到宫里教书是由老洋务派李经迈(李鸿章之子)的推荐,经徐世昌总统代向英国公使馆交涉,正式被清室聘来的。他曾在香港英总督府里当秘书,入宫之前,是英国租借地威海卫的行政长官。据他自己说,他来亚洲已有二十多年,在中国走遍了内地各省,游遍了名山大川,古迹名胜。他通晓中国历史,熟悉中国各地风土人情,对儒、墨、释、老都有研究,对中国古诗特别欣赏。他读过多少经史子集我不知道,我只看见他像中国师傅一样,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读唐诗。

  他和中国师傅们同样地以我的赏赐为荣。他得到了头品顶戴后,专门做了一套清朝袍褂冠带,穿起来站在他的西山樱桃沟别墅门前,在我写的“乐静山斋”四字匾额下面,拍成照片,广赠亲友。内务府在地安门油漆作一号租了一所四合院的住宅,给这位单身汉的师傅住。他把这个小院布置得俨然像一所遗老的住宅。一进门,在门洞里可以看见四个红底黑字的“门封”,一边是“毓庆宫行走”、“赏坐二人肩舆”,另一边是“赐头品顶戴”、“赏穿带膆貂褂”。每逢受到重大赏赐,他必有谢恩折。下面这个奏折就是第一次得到二品顶戴的赏赐以后写的:

  臣庄士敦跪奏为叩谢天恩事。
  宣统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钦奉谕旨:庄士敦教授英文,三年匪懈,著加恩赏给二品顶戴,仍照旧教授,并赏给带膆貂褂一件,钦此。闻命之下,实不胜感激之至,谨恭折叩谢
  皇上天恩
  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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