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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绝的希望(2)


  当然,尽管在外国人的报纸上有了那么多的鼓励性的话,直接决定小朝廷的安危和前途祸福的,还是那些拿枪杆子的军人。正如《华北每日邮电》所说,“奔走于军人集会的处所,并非没有意义”。我记得这年(1919)的下半年,紫禁城里的小朝廷和老北洋系以外的军人便有了较亲密的交往。第一个对象是奉系的首领张作霖巡间使。

  起初,紫禁城收到了奉天汇来的一笔代售皇产庄园的款子,是由我父亲收转的。我父亲去函致谢,随后内务府选出两件古物,一件是《御制题咏董邦达淡月寒林图》画轴,另一件是一对乾隆款的瓷瓶,用我父亲的名义赠馈张作霖,并由一位三品专差唐铬盛直接送到奉天。张作霖派了他的把兄弟,当时奉军的副总司令,也就是后来当了伪满国务总理的张景惠,随唐铭盛一起回到北京,答谢了我的父亲。从此,醇王府代表小朝廷和奉军方面有了深一层的往来。在张勋复辟时,曾有三个奉军的将领(张海鹏、冯德麟、汤玉麟)亲身在北京参加了复辟,现在又有了张景惠、张宗昌被赐紫禁城骑马。

  张宗昌当时是奉军的师长,他父亲在北京做八十岁大寿时,我父亲曾亲往祝贺。民国九年,直皖战争中直系联合了奉系打败了皖系,直系首领(冯国璋已死)曹锟和奉系首领张作霖进北京之后,小朝廷派了内务府大臣绍英亲往迎接。醇王府更忙于交际。因为一度听说张作霖要进宫请安,内务府大臣为了准备赐品,特意到醇王府聚议一番。结果决定,在预定的一般品目之外,加上一把古刀。我记得张作霖没有来,又回奉天去了。两个月后,醇王身边最年轻的一位贝勒得了张作霖顾问之衔,跟着就到奉天去了一趟。皖系失败,直奉合作期间,北京的奉天会馆成了奉系的将领们聚会的地方,也是某些王公们奔走的地方。连醇王府的总管张文治也成了这里的常客,并在这里和张景惠拜了把兄弟。

  这两年,和张勋复辟前的情况差不多,复辟的“谣传”弄得满城风雨。下面是登在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就是醇亲王派人到奉天送礼品、和张景惠来北京之后的两个月)英文《导报》上的发自奉天的消息:

  最近几天以来,在沈阳的各阶层人士中间,尤其是张作霖将军部下中间盛传一种谣言,说将在北京恢复满清帝制以代替民国政府。根据目前的种种断言,这次帝制将由张将军发动,合作的则有西北的皇族的军事领导人,前将军张勋也将起重要作用……说是甚至于徐总统和前冯总统,鉴于目前国家局势以及外来危险,也都同意恢复帝制,至于曹锟、李纯以及其他次要的军人,让他们保持现有地位再当上王公,就会很满足了……

  我从庄士敦那里得知这段新闻,是比较靠后一些时间。我还记得,他同时还讲过许多其他关于张作霖活动复辟的传说。大概这类消息一直传播到民国十一年,即张作霖又败回东北时为止。我对上面这条消息印象特别深刻,它使我从心底感到了欣喜,我从而也明白了为什么奉军首领们对紫禁城那样热诚,为什么端康“千秋”时张景惠夹在王公大臣中间去磕头,为什么人们说奉天会馆特别热闹,某些王公们那样兴致勃勃。但是我们的高兴没有维持多久,扫兴的事就来了:直奉两系的合作突然宣告破裂,双方开起火来了。结果奉军失利,跑出了山海关。

  令人不安的消息接连而至:徐世昌忽然下台;直军统治了北京;在张勋复辟时被赶下台的黎元洪,二次当了总统。紫禁城里发生了新的惊慌,王公大臣们请求庄士敦带我到英国使馆去避难。庄士敦和英国公使贝尔利·阿尔斯顿勋爵商议好,英国公使馆可以拨出一些房间,必要时我可以作为庄士敦的私人客人,住到里面去。同时还和葡萄牙和荷兰公使馆商议好,可以容纳皇室其他人前去避难。我的想法和他们不同,我认为与其躲到外国使馆,还不如索性到外国去。我向庄士敦提出,请他立即带我出洋。因为我是突然之间把他找来提出的,所以这位英国师傅怔住了,他几乎是来不及思索就回答我:“这是不合时宜的,陛下要冷静考虑,徐总统刚逃出北京,皇帝陛下立刻从紫禁城失踪,这会引起联想,说徐世昌和清室有什么阴谋。再说,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也不会接待陛下……”

  当时我却没有这种联想的本领,因为人们不曾告诉我,张。徐之间以及张、徐与小朝廷之间暗中发生的事情,当然更想不到直奉战争之发生以及这一场胜负和东交民巷的关系。我当时一听这个要求办不到,只好作罢。后来时局稳定了下来,没有人再提出洋,就连避难问题也不提了。

  这是民国十一年春夏间的事。第二年,直系的首领曹锟用五千元买一张选票的办法,贿赂议员选他当上了总统。小朝廷对这位直系首领的恐惧刚刚消失,又对另一位声望日高的直系首领吴佩孚发生了兴趣。后来到我身边来的郑孝胥,此时向我献过策,说吴佩孚是个最有希望的军人,他素来以关羽自居,心存大清社稷,大可前去游说。这年吴佩孚在洛阳做五十整寿,在我同意之下,郑孝胥带了一份厚礼前去拜寿。但吴佩孚的态度若即若离,没有明白的表示。后来康有为又去游说他,也没得到肯定的答复。事实上,吴的得意时代也太短促了,就在他做寿的第二年,直奉两系之间发生战争,吴佩孚部下的冯玉祥“倒戈”,宣布和平,结果吴佩孚一败涂地,我也在紫禁城坐不住,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了出来。

  在我结婚前这几年沧海白云之间,小朝廷里王公大臣们的心情变化,并不完全一样。表现最为消极的是内务府领衔大臣世续。他从了巴复辟起,越来越泄气,后来成了完全灰心悲观的人。他甚至和人这样说过,就算复辟成功,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那些不知好歹的年轻王公,必定会闹出一场比辛亥年更大的乱子。他又说:“就算王公出不了乱子,这位皇帝自己也保不了险,说不定给自己会弄个什么结局。”他的主张,是让我和蒙古王公结亲,以便必要时跑到老丈人家里去过日子。世续死于我结婚前一年左右,去世前一年即因病不再问事了,代替他的是绍英。绍英的见识远不如他的前任,谨慎小心、胆小怕事则有过之。

  在绍英心里,只有退保,决无进取打算。他要保守的与其说是我这个皇上,倒不如说是“优待条件”。因为保住了这个东西,就等于保住了他的一切——从财产生命到他的头衔。他是首先从庄士敦身上看到这种保险作用的。他宁愿把自己的空房子白给外国人住,也不收肯出高租的中国人为房客。庄士敦自己不愿意领他这份情,帮忙给找了一个外国人做了他的邻居,在他的屋顶上挂上了外国的国旗,因此他对庄士敦是感思不尽的。

  处于最年轻的王公和最年老的内务府大臣之间的是陈宝琛师傅。他不像世续那样悲观,不像绍英那样除了保守优待条件以外,别的事连想也不想,也不像年轻的王公们对军人们那么感到兴趣。他并不反对和军人们联络,他甚至自己亲自出马去慰劳过冯玉祥,在商议给军人送礼时,出主意也有他一份,不过他一向对军人不抱希望。他所希望的,是军人火并到最后,民国垮了台,出现“天与人归”的局势。因此,在张勋失败后,他总是翻来覆去地给我讲《孟子》里的这一段: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陈宝琛本来是我惟一的灵魂。不过自从来了庄士敦,我又多了一个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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